在一秋日淩晨把歌德從“公務員命運齒輪上解救下來”的出逃，讓蔣方舟“有生以來第一次”，“沒有目標與意義”地在東京一年的生活記述，有了一個遙遠的精神性的確證。
　　從未對蔣方舟有這樣的發現，她入行太早了，我幾乎是小孩兒時就知道了這個更小的小孩兒，她在父母的驚嚇下開始寫作，整個青少年時期是由一本本書推進度過的，印象深的是她少年時那些讀中國古代經典之後寫的一系列小文，孩童新鮮的眼睛把聖壇上正襟危坐的史書人物，寫得溫熱、有呼吸、有靈氣，讓當時已是青年的我特別躍動，覺得世間總有另一種正心誠意是真正好玩、有生命的。然後就眼睜睜地看著她長大，仍然是個文學姑娘，終日飽讀，承認自己不曾經歷滄桑，但因為以思考為業，又心懷世間多重維度的生活樣本，寫出的媒體時文總是清明，有準確的見識、與不易察覺的深情，間或讀到，還會循著她文中提到的書本線索，找來那些不太顯著的地球上的寫作者的作品來讀，直到各自的閱讀線索漸漸重合，我也長得足夠大，這幾年，和長大了的方舟姑娘漸漸失散。
　　如若不是這個初夏，偶然讀到她三年前出版的一本日記書《東京一年》，這個在我看來，年輕的、遠未成型的寫作者，本不會出現在這組自我檢視與自我成長的作業序列裏。她一直像是一個才華橫溢又頗為顯著的小同學，可以讓人默默注視與學習，卻還不是一個需要去完成的課業。直至看到《東京一年》，這個以日期標名，分別寫於四十六個在日本的日子的日誌，從開篇講述歌德一七八六年逃離的序言開始，就以密集且令人震動的一個個生活與意識的瞬間，給予了我一種知遇，以及一種尚待完成的開啟。
　　卅七歲的歌德從魏瑪來到義大利，足跡遍布義大利全境，蔣方舟描述歌德他“從城市到鄉村，喜悅地目睹並描述著巖石的硬度和空氣的彈性”，這個在一個秋日淩晨把歌德從“公務員命運的齒輪上解救了下來”的出逃，讓蔣方舟“有生以來第一次”，“沒有目標與意義”地在東京一年的生活記述，有了一個遙遠的精神性的確證。她說，“被迫的認真與被迫的隔離”，使她“重新獲得了觀察和思考的能力”。“之前的怨懣之氣造成的神經官能症消失了，光怪陸離的新聞、糟糕的空氣，在小官僚發黴味的接待室裏累積的怨氣，全部消失了”，但接著她問自己
　　“我能否像一個自由社會的人那樣生活？”
　　當她繞著皇居跑步的時候，有一個瞬間，她幾乎覺得可以永遠這樣跑下去。當她去看花火大會的時候，坐在她前面草坪的一個日本小姑娘，對著每個出現的焰火大叫“好美！好美！”有時，焰火還沒出現，小姑娘就迫不及待地大喊出來。還有那無數次在不同美術館看展的時刻，閱讀日本作家和作品的時刻，那樣妥貼與近切的發現與看見，都讓人驚異與動容。然而，這所有的精神與藝術的單獨旅程，在中國一道道令人沮喪的深刻創傷面前，都成了“流亡者景觀”。即使身處異域，中國都將被你隨身攜帶。蔣方舟的坦承是冷峻的，那句沒有轉還的否定性自答讓人感到了一陣寒意。
　　友人深夜發來問信，我們苟活的理由又是什麼呢？“如果無法愛自己生活的世道，也無法改變它的話，該如何活著？”蔣方舟引來奧登的詩：“在正直的人群中正直/在污濁中污濁/如果可能/須以羸弱之身/在鈍痛中承受/人類所有的苦難。”在鈍痛中擔負人的苦難，這會是神的選擇。可有人就是只能在正直中正直，卻無法在污濁中污濁。無計可施，只有去死。蔣方舟一夜未睡，也無法從江緒林老師的死訊中恢復，她悲哀得無話可說，如同看著一個人墜落深淵，卻無法施以援手。她仔細想了想自己苟活的理由，“大概我依然卑微地渴望愛和被愛吧。”這卑微的理由如同一股溫熱的湧泉。神啟一般。
　　一雙情目。悲憫的。她體貼著芬蘭畫家“生命的氣力被抽光的過程”，體貼著衰老的川端康成面對風物與少女時的溫柔與鬆弛，體貼著死於空難的向田邦子令人唏噓的樂觀所來自的充滿重負的生活……她“看著河兩岸的兩個帶孩子的主婦遙遙地相互揮手打招呼，為自己或許一輩子無法擁有這樣的生活而遺憾”，“身處太多真相的中國寫作者，該如何讓想像喘口氣？又該如何真正擺脫恥，安居於一個真正擁有立足之地的世界？”蔣方舟沒有止於這樣的提問，她最後借著遠藤周作的慨歎寫道，人是這麼的悲哀。但幸好，海是這麼的藍。
　　嗯，幸好。嗯，再次幸會，方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