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失业人口增加、城市贫民比例增大。就中国而言,其城市化的特殊性是大量农民工的低工资和“边缘化”问题。针对这一问题,关于是否应该制定农民工最低工资标准并将其制度化,学术界的争论一直在进行。本文基于对英国斯品汉姆莱法令双重效应的分析,着重从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形成的角度,分析了这一法令的深远影响,探讨了中国是否应该制定农民工最低工资制度,以及如何在恰当时机下制定制度等问题。
　　【关键词】农民工 斯品汉姆莱法令 劳动力市场 最低工资制度
　　【中图分类号】F24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09(2010)07-0-02
　　
　　1 引言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伴随着中国严格的户籍制度的松动和沿海开放经济的发展,大量农村务工人员流入城市,成为自由劳动力市场形成和发展的助推力。这一过程导致了中国整个社会架构的变动,产生了城市化中与农民工相关的低工资、贫困化和“被边缘化”等问题,影响了中国劳动力市场形成和发展,也在实际当中构成了中国城市化健康发展的主要威胁。因此,能否适时给予农民工最低工资保障也成为城市化进中种维护社会稳定和城市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本文的研究思路是:基于对英国斯品汉姆莱法令的引入,从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形成的角度,分析这一法令的深远影响,探讨了中国是否应该制定农民工最低工资制度,而对于如何在恰当时机下制定制度,本文也基于模型进行了说明。
　　
　　2 斯品汉姆法令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工业化的国家,同时也是最早面对贫困问题的国家。在世界各国中,英国的统治阶级首先认识到了贫困问题对于社会秩序与社会稳定的威胁,并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济贫措施。18世纪末,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深入,大量城市手工业者失业,卢德分子的反机器骚乱时有发生。在乡村,毛纺业走向衰落,加之农业歉收和“饥荒价格”,大量乡村贫民产生。
　　1795年,在几个方面的历史原因共同作用下,英国乡村地主阶级根据自己的利益牵头制定和实施了斯品汉姆莱法,其核心内容是对劳动者提供工资补助:只要参加劳动,无论雇主提供怎么样低的工资,教区都会补足它跟标准工资的差额。这样的济贫方法改变了原先的强迫劳动原则。第二年,议会认可了各地盛行的“斯品汉姆莱法”。
　　毋庸置疑,在社会救济、国民福利层次上,该法令承认了公民获得救济的权利,甚至包含了日后“福利国家”的基本原则,是历史的进步。但是,该法令存在着明显的问题,而在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形成问题上,它更有深远的影响。它的实施后果,是从反面证明了建立自由劳动力市场的必要性。
　　
　　3 中国农民工最低工资制度分析
　　经过以上对斯品汉姆莱法令下劳动力市场的分析,本文以下将探讨中国是否应该制定农民工最低工资标准,以及如何在恰当时机下制定制度的问题。农民工最低工资标准政策与“补贴”制度有严格的区别,其实质是一种利用基准价格调节劳动力供求的手段。效率,有利于解决社会公平问题。
　　3.1 模型的构建
　　在对斯品汉姆莱法令与农民工最低工资标准的政策区分的基础上,结合德瑞格和皮埃尔的“双重劳动力市场歧视理论”对于社会整体劳动力市场两大非竞争性部门的划分,同时对比斯品汉姆莱体系下的劳动力市场模型,我们可以构造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与从属部门的对应模型。模型的设定基于以下假设:
　　(1)劳动力市场存在着雇佣歧视行为[2]。
　　(2)采用中国的农民工劳动力供给曲线开始先有一个向右上方倾斜的阶段的说法[8]。
　　(3)市场经济作为法制经济并非无视“历史和道德的因素”,但仍可以将劳动力作为一种商品来研究,同时认为工资决定的市场经济规律包含最低收入保障。
　　(4)将社会整体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两大非竞争性部门即主要部门和从属部门,同时将统一的劳动力大市场细分为城市职工劳动力市场和农民工逐步向城市转移所形成的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二者有一个相互区别但最终相融为一体的过程。
　　根据以上假设,改造后的符合中国实际的二元经济理论模型如下:
　　 (1)
　　(2)
　　 (3)
　　 (4)
　　同时,假设劳动力价格(工资)p=p(t)是时间t的未知函数,当t=0时,p=p0,抛开其他因素,可将问题简化为:价格变化率正比于需求与供给之差,得到,和P(0)=P0。
　　其中均为常数,且均大于0。则上述模型反映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流动机制和与之相对应的劳动力市场的发展阶段是:
　　(1)W1阶段(W1　　(2)W2工资水平上,劳动力转移呈现无限供给状态,即在此工资水平上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转入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二元性逐步减弱,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发育到一定程度,开始了与城市职工劳动力市场的融合,部分农民工由于技术水平上升、工作经验增加而进入主要部门。
　　(3)W2以上的工资水平,即农民工劳动力转移到一定程度不再呈现无限供给的状态,而是必须要不断提高工资水平,才能够继续有农民工劳动力的转移。此时,二元结构转化为一元结构,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形成,主要部门和从属部门的划分消失,“歧视”消除。
　　上述劳动力市场形成的不同阶段可以分别设定农民工最低工资标准W1(　　3.2 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赞成出台农民工最低工资标准。对于如何适时建立这一制度,本文也给出了自己的框架:
　　(1)客观判定中国农民工劳动力供给和劳动力市场的不同发展阶段
　　本文认为,无论劳动力供给处于哪一个阶段,都需要设定一个最低工资标准,这是公平对待农民工的需要,更是缩小城乡差距的需要。通过制定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有利于形成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为实现和谐社会创造条件。
　　(2)依据经济济形势变动,确定有浮动的最低工资标准
　　最低工资标准的设定不仅要考虑劳动力供给的阶段,同时要考虑经济形势的变化。在此,我们在张娟(2005)等给出的农民工最低工资的一种计算方法的基础上得出一种改进型的农民工最低工资标准的计算公式:
　　
　　其中,W为最低工资标准,E1是城市贫困户的人均生活费用支出额,为农民工在城市维持最低生活需要的费用。E2代表农村贫困户的人均生活费用支出额,η为赡养系数,农民工抚养的人口所需最低生活费用等于农村贫困户的人均生活费用支出额乘以农民工除自己外需要赡养的人口数。γ为调整系数,主要考虑当地个人缴纳养老、失业、医疗保险费等因素。
　　为前文所述的诱导农民工转移的最低工资与市场劳动力价格之间的差额,其值保持相对的稳定,本文估计值为农民工进程务工工资收入的30%左右。
　　(3)与完善立法和相关配套政策的制定相结合
　　保障农民工权益、保持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并不是简单制定一个最低工资标准就可以解决的,除此之外还必须采取相应的立法和政策措施,从多方面对农民工权益加以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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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付廷臣:我国城市农民工劳动供给曲线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J].城市经济,2007(3)
　　
　　① 德瑞格,皮埃尔依据雇佣和报酬支付的特性,把社会一个整体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为两大部门,创立了双重劳动力市场歧视理论.
　　② W2为第二阶段农民工劳动力转移中,即二元结构理论中的第一阶段无限劳动力供给时的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