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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明代汪瑗所撰的《楚辞集解》颇具特色，赵静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主要采用实证的方法，对其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撰成《发以辩理，悟以证心：汪瑗及其〈楚辞集解〉研究》一书。是书或析训诂成就，或探其思想内蕴，或评其研究方法，并提出应当以一分为二的态度来看待《楚辞集解》的成就及其局限性，在楚辞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楚辞》 《楚辞集解》 汪瑗
《诗经》与《楚辞》，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两大渊源和并峙高峰。《楚辞》自其诞生以来，在两千多年的岁月中，历代学者对其进行辑、注、传、说、记、故、笺、微、通、音、集注、集解、集释、解谊、疏、义疏、讲疏、训、释、论、述、学、订、校、考、证、隐、疑、义、正义、疏证以及拟效创作等，形成了蔚为大观的楚辞学史。其间，汉有王逸《楚辞章句》，宋有洪兴祖《楚辞补注》与朱熹《楚辞集注》，清有王夫之《楚辞通释》 和蒋骥《山带阁注楚辞》，近代有谢无量《楚辞新论》、闻一多《楚辞校补》、游国恩《楚辞论文集》、苏雪林《屈赋论丛》、刘永济《屈赋通笺》、姜亮夫《屈原赋校注》，当代则有周建忠《当代楚辞研究论纲》、金开诚《屈原集校注》、汤炳正《楚辞讲座》以及黄灵庚《楚辞集校》等，这些论著都如同硕辰闪耀于楚辞研究史的天幕之上。
其中，较为独特者，当属明代汪瑗所撰的《楚辞集解》。但是，这部在楚辞学史上占据重要席位的著作，却自明以来争议不断，对其评价简直各趋一极：褒之者如明代归有光《楚辞集解序》称其“如日月之明，光被四表，连城之璧，见重当时”，明代焦竑亦对汪瑗及其《楚辞集解》赞誉有加；而贬之者如《四库全书总目·楚辞集解提要》称其“以臆测之见，务为新说，以排诋诸家”。那这部书的价值到底如何？
“拿证据来！”胡适认为这是现代学术与传统学术一个最大的不同。他一直提倡科学的实证主义，曾教导青年：“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可以算作定论。”实证研究以求真、求实为宗旨，追求事实的确认。学术研究离不开实证，想要最大程度的还原历史，研究者就必须进行史料的搜集、梳理、鉴别和考证，其包括所涉文本的编纂、辑佚、辨伪、校勘和笺注，所涉作者生平事迹与交游的考证，所涉思潮与风气资料的辑校以及相关历史事件的钩沉与索隐等。否则，基于其上的结论，就是凿空之论，也许能一时炫人耳目，但绝不会令人心服首可。对于如何认识和评价汪瑗的《楚辞集解》，赵静博士最近出版的《发以辩理，悟以证心：汪瑗及其〈楚辞集解〉 研究》 （以下简称赵著） 一书，就力举实证主义大纛，从版本考证、作者考辨、论题辨析、路径验证等方面，对汪瑗的《楚辞集解》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研究和评价，既做到了胡适所谓的“不受人惑”，也极大限度地刷新了当前学界对汪氏及其著作的认知。
赵静博士整部书煌煌二十余万言，除绪论之外，析为七章，分别为《楚辞集解》的成书研究、汪瑗《离骚》研究重要论题辨析、汪瑗《九歌》研究重要论题辨析、汪瑗《九章》研究重要论题辨析、其他篇目研究以及对《楚辞集解》的再评价。通过这七章的篇幅，其最终达成了五大目标：一是在综合研究《楚辞集解》基础上，针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楚辞集解》所作出的评价，进行了辩证分析，认为“择其一端而全盘否定的做法，有失公允”，并提出应当以一分为二的态度来看待《楚辞集解》的成就及其局限性。二是考证了《天问注补》的作者，重新评价了《天问注补》，并提出《天问注补》是汪仲弘在“少继伯父之志”的基础上的“一家之言”。三是将汪瑗的《离骚》训诂与诸家进行比较，对其训诂成就进行了归纳总结，并找出其训诂的成就、局限性及其所产生的社会背景。四是从章法方面对《楚辞集解》的价值进行归纳总结，提出汪瑗注重分析屈辞的层次结构，对屈辞的承上启下之阖辟处多予以分析，这有力推进了《楚辞》的篇章结构研究。五是总结了汪瑗研究《楚辞》的路径，并予以验证，着重分析了“以意逆志”的解诗法和“以《楚辞》注《楚辞》”的訓诂法，更能体贴屈原的本意。这对后世的相关研究也颇有启发。
赵著的研究不仅系统全面、细致深入、时出己见，此外，也尤其值得称道的就是本书特别注重实证的方法，这为《楚辞》学中的校勘字句、训释文义、品评文艺、考核事迹等研究，提供了值得效仿的样本。
其一曰考实切入。相对而言，传统学术多重考实，无论是训诂派、义理派、考据派，还是音韵派，都总归不离考据和文本，但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学界空疏之风日炽，研究者多操作空洞的阶级分析，通过探讨《楚辞》时代的社会发展形态、阶级关系、阶级斗争的形势，来评论《楚辞》的主题思想、艺术形式，之后又历经民俗学解读、文化研究、跨学科研究等思潮，但其中仍不乏“空疏”之论。对此，秦玮与刘培的《新时期楚辞研究的开拓与反思》曾举例道：“仅以宋玉流传下来的几篇作品，期望概括战国时期楚辞的创作情况。另外，当下部分《楚辞》作品选，只为成书而辑选，不认真研读作品，没有规范的选择标准，也没有考论作品真伪，更不用说词语笺释和内容解读的准确性了。”与上述之弊相反，赵著肇基于史料文献的考证，其在第一章中，首先对“汪瑗的生平及其著述”“《楚辞集解》的撰写动机”“《楚辞集解》的版本、体例”以及“《天问注补》作者考辨”展开考据，这样就把其人事、其时代、其著述等，全部确定清楚，为之后几章的论述奠定了坚实基础。
其二曰“同情”始终。从事研究的学者，都会因为当下的主客观条件限制，而不能完全把握研究对象的客观实际。对此，近代史学家陈寅恪提出“了解之同情”说，要求在全面了解古人著书立说时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外，还需同情式理解古人立说之用意，只有这样才能批评古人学说的是非得失。赵著在评论汪氏及其著作时，就始终怀抱“了解之同情”，既不迷于褒者的赞扬，也不溺入贬者的斥责，而是结合其交游、师承以及自我言说等，从王逸、洪兴祖到朱熹所形成的《楚辞》注解谱系出发，对汪氏撰写《楚辞集注》的动机加以探赜，以发前人未发之覆。基于此，赵著提出了能令人心服首肯的结论：“汪瑗是因为不满于前注，而本着发前人之所未发的态度，饱含着‘无失扶抑邪正之意’以及悼念不得志者的情感撰著了《楚辞集解》。”
关键词： 《楚辞》 《楚辞集解》 汪瑗
《诗经》与《楚辞》，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两大渊源和并峙高峰。《楚辞》自其诞生以来，在两千多年的岁月中，历代学者对其进行辑、注、传、说、记、故、笺、微、通、音、集注、集解、集释、解谊、疏、义疏、讲疏、训、释、论、述、学、订、校、考、证、隐、疑、义、正义、疏证以及拟效创作等，形成了蔚为大观的楚辞学史。其间，汉有王逸《楚辞章句》，宋有洪兴祖《楚辞补注》与朱熹《楚辞集注》，清有王夫之《楚辞通释》 和蒋骥《山带阁注楚辞》，近代有谢无量《楚辞新论》、闻一多《楚辞校补》、游国恩《楚辞论文集》、苏雪林《屈赋论丛》、刘永济《屈赋通笺》、姜亮夫《屈原赋校注》，当代则有周建忠《当代楚辞研究论纲》、金开诚《屈原集校注》、汤炳正《楚辞讲座》以及黄灵庚《楚辞集校》等，这些论著都如同硕辰闪耀于楚辞研究史的天幕之上。
其中，较为独特者，当属明代汪瑗所撰的《楚辞集解》。但是，这部在楚辞学史上占据重要席位的著作，却自明以来争议不断，对其评价简直各趋一极：褒之者如明代归有光《楚辞集解序》称其“如日月之明，光被四表，连城之璧，见重当时”，明代焦竑亦对汪瑗及其《楚辞集解》赞誉有加；而贬之者如《四库全书总目·楚辞集解提要》称其“以臆测之见，务为新说，以排诋诸家”。那这部书的价值到底如何？
“拿证据来！”胡适认为这是现代学术与传统学术一个最大的不同。他一直提倡科学的实证主义，曾教导青年：“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可以算作定论。”实证研究以求真、求实为宗旨，追求事实的确认。学术研究离不开实证，想要最大程度的还原历史，研究者就必须进行史料的搜集、梳理、鉴别和考证，其包括所涉文本的编纂、辑佚、辨伪、校勘和笺注，所涉作者生平事迹与交游的考证，所涉思潮与风气资料的辑校以及相关历史事件的钩沉与索隐等。否则，基于其上的结论，就是凿空之论，也许能一时炫人耳目，但绝不会令人心服首可。对于如何认识和评价汪瑗的《楚辞集解》，赵静博士最近出版的《发以辩理，悟以证心：汪瑗及其〈楚辞集解〉 研究》 （以下简称赵著） 一书，就力举实证主义大纛，从版本考证、作者考辨、论题辨析、路径验证等方面，对汪瑗的《楚辞集解》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研究和评价，既做到了胡适所谓的“不受人惑”，也极大限度地刷新了当前学界对汪氏及其著作的认知。
赵静博士整部书煌煌二十余万言，除绪论之外，析为七章，分别为《楚辞集解》的成书研究、汪瑗《离骚》研究重要论题辨析、汪瑗《九歌》研究重要论题辨析、汪瑗《九章》研究重要论题辨析、其他篇目研究以及对《楚辞集解》的再评价。通过这七章的篇幅，其最终达成了五大目标：一是在综合研究《楚辞集解》基础上，针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楚辞集解》所作出的评价，进行了辩证分析，认为“择其一端而全盘否定的做法，有失公允”，并提出应当以一分为二的态度来看待《楚辞集解》的成就及其局限性。二是考证了《天问注补》的作者，重新评价了《天问注补》，并提出《天问注补》是汪仲弘在“少继伯父之志”的基础上的“一家之言”。三是将汪瑗的《离骚》训诂与诸家进行比较，对其训诂成就进行了归纳总结，并找出其训诂的成就、局限性及其所产生的社会背景。四是从章法方面对《楚辞集解》的价值进行归纳总结，提出汪瑗注重分析屈辞的层次结构，对屈辞的承上启下之阖辟处多予以分析，这有力推进了《楚辞》的篇章结构研究。五是总结了汪瑗研究《楚辞》的路径，并予以验证，着重分析了“以意逆志”的解诗法和“以《楚辞》注《楚辞》”的訓诂法，更能体贴屈原的本意。这对后世的相关研究也颇有启发。
赵著的研究不仅系统全面、细致深入、时出己见，此外，也尤其值得称道的就是本书特别注重实证的方法，这为《楚辞》学中的校勘字句、训释文义、品评文艺、考核事迹等研究，提供了值得效仿的样本。
其一曰考实切入。相对而言，传统学术多重考实，无论是训诂派、义理派、考据派，还是音韵派，都总归不离考据和文本，但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学界空疏之风日炽，研究者多操作空洞的阶级分析，通过探讨《楚辞》时代的社会发展形态、阶级关系、阶级斗争的形势，来评论《楚辞》的主题思想、艺术形式，之后又历经民俗学解读、文化研究、跨学科研究等思潮，但其中仍不乏“空疏”之论。对此，秦玮与刘培的《新时期楚辞研究的开拓与反思》曾举例道：“仅以宋玉流传下来的几篇作品，期望概括战国时期楚辞的创作情况。另外，当下部分《楚辞》作品选，只为成书而辑选，不认真研读作品，没有规范的选择标准，也没有考论作品真伪，更不用说词语笺释和内容解读的准确性了。”与上述之弊相反，赵著肇基于史料文献的考证，其在第一章中，首先对“汪瑗的生平及其著述”“《楚辞集解》的撰写动机”“《楚辞集解》的版本、体例”以及“《天问注补》作者考辨”展开考据，这样就把其人事、其时代、其著述等，全部确定清楚，为之后几章的论述奠定了坚实基础。
其二曰“同情”始终。从事研究的学者，都会因为当下的主客观条件限制，而不能完全把握研究对象的客观实际。对此，近代史学家陈寅恪提出“了解之同情”说，要求在全面了解古人著书立说时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外，还需同情式理解古人立说之用意，只有这样才能批评古人学说的是非得失。赵著在评论汪氏及其著作时，就始终怀抱“了解之同情”，既不迷于褒者的赞扬，也不溺入贬者的斥责，而是结合其交游、师承以及自我言说等，从王逸、洪兴祖到朱熹所形成的《楚辞》注解谱系出发，对汪氏撰写《楚辞集注》的动机加以探赜，以发前人未发之覆。基于此，赵著提出了能令人心服首肯的结论：“汪瑗是因为不满于前注，而本着发前人之所未发的态度，饱含着‘无失扶抑邪正之意’以及悼念不得志者的情感撰著了《楚辞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