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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对宁夏盐池县库团村社区发展基金运作机制的变迁进行实证研究，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库团村村民以及乡政府这三个主要利益群体在推动该村社区发展基金的运作机制变迁的过程中，所面临的预期成本收益不同，因此他们所采取的决策行为也不同。
【关键词】贫困地区社区发展基金运作机制变迁
本研究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的分析框架，对宁夏盐池县库团村社区发展基金运作机制的变迁进行实证研究，考察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的介入是如何引起库团村社区发展基金运作机制的变迁的。本研究所运用的研究方法有：通过实地调查、结合大量的文献查阅，了解相关领域研究成果和现状，另外通过深入的实地调查，运用PRA的调查工具，并结合与当地相关利益群体的共同行动，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
发展干预介入之前库团村社区发展基金的运作机制
宁夏盐池县库团村通过村民大会集体讨论决定，从2003年起在村庄内部建立社区发展基金。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是从2005年开始介入该村，在当地开展小额信贷等发展项目。因此，在发展干预介入之前，库团村的社区发展基金属于内生模式，其管理主要是依靠自然村一级的管理人员，即生产队队长、村会计、村出纳。除了村一级的管理人员，库团村还另外安排了2名有威望的村民负责村里公共事物管理的内部监督工作。此时，社区发展基金的操作模式是将资金平分到户，因此，户口在该村的农户都享有资金的分配权益。该村从2003~2005年间，平均每人每年可平分到约100元。
发展干预介入之后，库团村社区发展基金运作机制变迁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本研究将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对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库团村村民、乡政府这三个主要利益群体在推动该村社区发展基金的运作机制变迁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不同的预期成本收益进行分析，并通过不同利益群体的决策行为来解释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的介入是如何引起宁夏盐池县库团村社区发展基金运作机制变迁的。
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第一，预期成本分析。一、搜寻成本。作为发展干预方，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一方面收集与社区发展基金相关的动态信息，另一方面积极在当地寻找潜在的、合适的试点村，以便着手进行建立社区发展基金的准备工作。因此，这期间的搜寻成本支出主要包括搜寻信息的上网费用、参加研讨会及中心工作人员下村的交通费用。二、谈判成本与契约成本。总的来看，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在起草、讨论、确定交易合同的过程中所需的成本支出包括项目负责人的交通费用、召开村民大会所需的招待费用、以及协议及委托书等的打印费用等。同时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需出资8960.00元，与库团村村民的自筹资金实行股份制运营。这些共同构成了期间的谈判与契约成本。三、预期的监督与管理成本。当库团村社区发展基金以小额信贷的模式正式开始资金运作时，宁夏扶贫与环境中心的角色定位就转换成一个外部监督者，并对该村社区发展基金的运作提供长期的资金与管理上的帮助，这就需要监督与管理成本的支出。另外，由于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还委托了一名推广员对库团村社区发展基金的资金管理与活动安排提供一定的支持，来确保该村社区发展基金试点的成功运作。因此相应地，该中心预期的监督与管理成本主要包括项目负责人员的下乡补贴和交通费用、推广员的工资、与村民一起开会的会议开销等。
第二，预期收益分析。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村集体需出资18000元，但实际上村集体只出资15000元，而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出资12500元（其中包括借给库团村集体的3000元），资金总额达27500元，全部用作2006年6月份开始的这一轮小额信贷的借款资金。因此，到2007年3月，该村小额信贷运行周期满一年时，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可得到这12500元产生的的利息收益，利率为1%。当然除了这部分可见的预期收益之外，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在推动库团村社区发展基金运作机制变迁的过程中还存在着预期期望。
通过以上对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在推动库团村社区发展基金的运作机制变迁的过程中所面临的预期成本收益分析之后，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即预期收益明显大于预期成本。
库团村村民。第一，预期成本分析。一、搜寻成本。农户需要了解制度变迁之后的社区发展基金是否仍对他们有利，而且他们还需要通过与乡政府的管理人员进行交涉，了解政策法规方面对这种运作方式的社区发展基金是否支持。这个搜寻信息的过程需要一定的成本支出。二、谈判成本与契约成本。库团村村民并不需要支付谈判成本，该费用由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支付。但是对于该村村民来说，社区发展基金由原来的以平分到户的操作方式转变成以小额信贷的操作方式运作，这意味着每个村民从2006年起每年就会比以前短缺100元的收入，也就是说，每个村民2006年将会投资100元注入到社区发展基金的本金中去。三、预期的监督与管理成本。发展干预介入之后，库团村社区发展基金的组织载体转变为社区管理委员会的8名村代表，他们负责社区发展基金的管理和监督工作，因此，在不久的将来，这8个人的工资开支便会成为预期的监督与管理成本的主体。第二，预期收益分析。库团村村民在该村社区发展基金运作机制变迁之后所能获得的预期收益要分成以下三类人群来分析：对于借贷小额信贷的16户农户来说，他们的预期收益体现在通过经营项目所获得的利润收入上。只要经营得当，半年之后每户的预期利润平均约为120元；对于未借贷小额信贷的6户农户来说，从长远的发展观点来看，只要社区发展基金的本金壮大了，用于发展村庄经济的资金充足，他们仍可以从中得到预期收益；对于社区管理委员会的成员来说，他们可以在不久的将来，以管理所得工资的形式分享到这部分的预期收益。从预期成本收益的角度进行分析，库团村村民在在推动库团村社区发展基金的运作机制变迁的过程中，所获得的预期收益要略大于预期成本，差额不是很大。
乡政府。第一，预期成本分析。在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在库团村建立社区发展基金试点工作中，乡政府以一个外部监督者的身份参与到整个试点推动过程中。总的看来，乡政府在此过程中需要支付的预期成本只包括乡干部（外部监督者）的交通费用以及与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交流的会议开销。第二，预期收益分析。对于乡政府来说，对于库团村社区发展基金试点工作存在着自己的预期期望，即期望通过此项目的成功能够为该村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增加一些乡财政收入。同时也可以尝试在该乡其他村庄开展同样的试点工作，发展乡镇经济。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谈到的预期收益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的，近期乡政府并不能获得直观的预期收益。因此，对于乡政府来说，在推动库团村社区发展基金运作机制变迁的过程中所面临的预期利润也就不是很明显了。
综上所述，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库团村村民以及乡政府这三个主要利益群体在推动该村社区发展基金的运作机制变迁的过程中，所面临的预期成本收益不同，因此他们所采取的决策行为也不同。在这个制度变迁的过程，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充当着制度变迁主导者的角色；库团村村民作为直接受益者，在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的指导与协调作用之下，共同促成了该村社区发展基金运作机制变迁的整个过程；乡政府由于没有明显的预期利润的利诱，因此它不对库团村社区发展基金运作机制的变迁采取直接的干预措施，而是作为一个旁观者，进行外部监督。
结论
发展干预介入之后，库团村社区发展基金的运作机制之所以会产生变迁，主要是因为有许多外在性的变化促成了创新型制度安排预期净收益大于预期成本，即有预期利润的存在，而这些潜在的外部利润又无法在原有的社区发展基金的运作机制中得以实现，因而，作为制度变迁的主导者的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为了获取那部分潜在利润，就率先克服各种障碍，指导和协调作为制度变迁直接受益者的库团村村民召开村民大会商讨并制定一系列的管理操作细则，并付诸于实施。而作为社区发展基金运作主体的社区农户、作为外部监督者的乡政府在此过程中也对迎合这种干预有着自己潜在的预期收益，因此，各相关利益主体通过发展干预过程中对潜在利润的预期和据以进行的相互的行动调整，最终导致了库团村社区发展基金运作机制的变迁。
当然从制度供求的影响因素分析来看，除了看到在制度变迁过程蕴藏的预期利润之外，也不能忽视外部因素的影响，比如目前政策对社区发展基金发展的支持因素和当前全国各地农村社区发展基金良好的发展势头的激励因素的影响，这两个因素都为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引发的库团村社区发展基金运作机制的变迁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与外部环境。同时，库团村在发展干预介入之前就存在社区发展基金，比起其他很多依靠纯外部驱动而建立的社区发展基金来说，它具备很多优势。这些先决条件的存在都促进了这种制度变迁的产生。（作者单位分别为：福建农林大学；中国农业大学）
【关键词】贫困地区社区发展基金运作机制变迁
本研究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的分析框架，对宁夏盐池县库团村社区发展基金运作机制的变迁进行实证研究，考察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的介入是如何引起库团村社区发展基金运作机制的变迁的。本研究所运用的研究方法有：通过实地调查、结合大量的文献查阅，了解相关领域研究成果和现状，另外通过深入的实地调查，运用PRA的调查工具，并结合与当地相关利益群体的共同行动，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
发展干预介入之前库团村社区发展基金的运作机制
宁夏盐池县库团村通过村民大会集体讨论决定，从2003年起在村庄内部建立社区发展基金。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是从2005年开始介入该村，在当地开展小额信贷等发展项目。因此，在发展干预介入之前，库团村的社区发展基金属于内生模式，其管理主要是依靠自然村一级的管理人员，即生产队队长、村会计、村出纳。除了村一级的管理人员，库团村还另外安排了2名有威望的村民负责村里公共事物管理的内部监督工作。此时，社区发展基金的操作模式是将资金平分到户，因此，户口在该村的农户都享有资金的分配权益。该村从2003~2005年间，平均每人每年可平分到约100元。
发展干预介入之后，库团村社区发展基金运作机制变迁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本研究将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对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库团村村民、乡政府这三个主要利益群体在推动该村社区发展基金的运作机制变迁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不同的预期成本收益进行分析，并通过不同利益群体的决策行为来解释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的介入是如何引起宁夏盐池县库团村社区发展基金运作机制变迁的。
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第一，预期成本分析。一、搜寻成本。作为发展干预方，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一方面收集与社区发展基金相关的动态信息，另一方面积极在当地寻找潜在的、合适的试点村，以便着手进行建立社区发展基金的准备工作。因此，这期间的搜寻成本支出主要包括搜寻信息的上网费用、参加研讨会及中心工作人员下村的交通费用。二、谈判成本与契约成本。总的来看，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在起草、讨论、确定交易合同的过程中所需的成本支出包括项目负责人的交通费用、召开村民大会所需的招待费用、以及协议及委托书等的打印费用等。同时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需出资8960.00元，与库团村村民的自筹资金实行股份制运营。这些共同构成了期间的谈判与契约成本。三、预期的监督与管理成本。当库团村社区发展基金以小额信贷的模式正式开始资金运作时，宁夏扶贫与环境中心的角色定位就转换成一个外部监督者，并对该村社区发展基金的运作提供长期的资金与管理上的帮助，这就需要监督与管理成本的支出。另外，由于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还委托了一名推广员对库团村社区发展基金的资金管理与活动安排提供一定的支持，来确保该村社区发展基金试点的成功运作。因此相应地，该中心预期的监督与管理成本主要包括项目负责人员的下乡补贴和交通费用、推广员的工资、与村民一起开会的会议开销等。
第二，预期收益分析。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村集体需出资18000元，但实际上村集体只出资15000元，而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出资12500元（其中包括借给库团村集体的3000元），资金总额达27500元，全部用作2006年6月份开始的这一轮小额信贷的借款资金。因此，到2007年3月，该村小额信贷运行周期满一年时，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可得到这12500元产生的的利息收益，利率为1%。当然除了这部分可见的预期收益之外，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在推动库团村社区发展基金运作机制变迁的过程中还存在着预期期望。
通过以上对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在推动库团村社区发展基金的运作机制变迁的过程中所面临的预期成本收益分析之后，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即预期收益明显大于预期成本。
库团村村民。第一，预期成本分析。一、搜寻成本。农户需要了解制度变迁之后的社区发展基金是否仍对他们有利，而且他们还需要通过与乡政府的管理人员进行交涉，了解政策法规方面对这种运作方式的社区发展基金是否支持。这个搜寻信息的过程需要一定的成本支出。二、谈判成本与契约成本。库团村村民并不需要支付谈判成本，该费用由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支付。但是对于该村村民来说，社区发展基金由原来的以平分到户的操作方式转变成以小额信贷的操作方式运作，这意味着每个村民从2006年起每年就会比以前短缺100元的收入，也就是说，每个村民2006年将会投资100元注入到社区发展基金的本金中去。三、预期的监督与管理成本。发展干预介入之后，库团村社区发展基金的组织载体转变为社区管理委员会的8名村代表，他们负责社区发展基金的管理和监督工作，因此，在不久的将来，这8个人的工资开支便会成为预期的监督与管理成本的主体。第二，预期收益分析。库团村村民在该村社区发展基金运作机制变迁之后所能获得的预期收益要分成以下三类人群来分析：对于借贷小额信贷的16户农户来说，他们的预期收益体现在通过经营项目所获得的利润收入上。只要经营得当，半年之后每户的预期利润平均约为120元；对于未借贷小额信贷的6户农户来说，从长远的发展观点来看，只要社区发展基金的本金壮大了，用于发展村庄经济的资金充足，他们仍可以从中得到预期收益；对于社区管理委员会的成员来说，他们可以在不久的将来，以管理所得工资的形式分享到这部分的预期收益。从预期成本收益的角度进行分析，库团村村民在在推动库团村社区发展基金的运作机制变迁的过程中，所获得的预期收益要略大于预期成本，差额不是很大。
乡政府。第一，预期成本分析。在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在库团村建立社区发展基金试点工作中，乡政府以一个外部监督者的身份参与到整个试点推动过程中。总的看来，乡政府在此过程中需要支付的预期成本只包括乡干部（外部监督者）的交通费用以及与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交流的会议开销。第二，预期收益分析。对于乡政府来说，对于库团村社区发展基金试点工作存在着自己的预期期望，即期望通过此项目的成功能够为该村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增加一些乡财政收入。同时也可以尝试在该乡其他村庄开展同样的试点工作，发展乡镇经济。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谈到的预期收益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的，近期乡政府并不能获得直观的预期收益。因此，对于乡政府来说，在推动库团村社区发展基金运作机制变迁的过程中所面临的预期利润也就不是很明显了。
综上所述，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库团村村民以及乡政府这三个主要利益群体在推动该村社区发展基金的运作机制变迁的过程中，所面临的预期成本收益不同，因此他们所采取的决策行为也不同。在这个制度变迁的过程，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充当着制度变迁主导者的角色；库团村村民作为直接受益者，在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的指导与协调作用之下，共同促成了该村社区发展基金运作机制变迁的整个过程；乡政府由于没有明显的预期利润的利诱，因此它不对库团村社区发展基金运作机制的变迁采取直接的干预措施，而是作为一个旁观者，进行外部监督。
结论
发展干预介入之后，库团村社区发展基金的运作机制之所以会产生变迁，主要是因为有许多外在性的变化促成了创新型制度安排预期净收益大于预期成本，即有预期利润的存在，而这些潜在的外部利润又无法在原有的社区发展基金的运作机制中得以实现，因而，作为制度变迁的主导者的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为了获取那部分潜在利润，就率先克服各种障碍，指导和协调作为制度变迁直接受益者的库团村村民召开村民大会商讨并制定一系列的管理操作细则，并付诸于实施。而作为社区发展基金运作主体的社区农户、作为外部监督者的乡政府在此过程中也对迎合这种干预有着自己潜在的预期收益，因此，各相关利益主体通过发展干预过程中对潜在利润的预期和据以进行的相互的行动调整，最终导致了库团村社区发展基金运作机制的变迁。
当然从制度供求的影响因素分析来看，除了看到在制度变迁过程蕴藏的预期利润之外，也不能忽视外部因素的影响，比如目前政策对社区发展基金发展的支持因素和当前全国各地农村社区发展基金良好的发展势头的激励因素的影响，这两个因素都为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引发的库团村社区发展基金运作机制的变迁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与外部环境。同时，库团村在发展干预介入之前就存在社区发展基金，比起其他很多依靠纯外部驱动而建立的社区发展基金来说，它具备很多优势。这些先决条件的存在都促进了这种制度变迁的产生。（作者单位分别为：福建农林大学；中国农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