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4条规定:行为人和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该条文以一般条款的形式赋予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导致公平责任原则滥用,使公平责任不再公平.《民法典》第1186条对公平责任原则进行了修正,明确公平责任原则仅是行为人与受害人之间的损失分担规则,而非归责原则;采纳与大陆法系国家相同的特别规定的规范模式,将公平责任的适用仅限于法律规定的因自然因素引起的紧急避险、完全行为能力人无过错使自己陷入无意识或失去控制的状态致他人受损害、高空抛物无法查明侵权人时使用人
【机 构】
：
延安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陕西延安716000;辽宁师范大学法学院,辽宁大连116081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4条规定:行为人和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该条文以一般条款的形式赋予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导致公平责任原则滥用,使公平责任不再公平.《民法典》第1186条对公平责任原则进行了修正,明确公平责任原则仅是行为人与受害人之间的损失分担规则,而非归责原则;采纳与大陆法系国家相同的特别规定的规范模式,将公平责任的适用仅限于法律规定的因自然因素引起的紧急避险、完全行为能力人无过错使自己陷入无意识或失去控制的状态致他人受损害、高空抛物无法查明侵权人时使用人的补偿三种情形,使得公平责任不再被滥用.
其他文献
问题意识、问题导向是实践中创新运用理论解决问题的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坚持聆听时代声音、把握时代脉搏,勇于直面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在治国理政实践与系列重要论述中始终强调问题意识.习近平的问题意识具体表现为坚持问题导向的理论创新、接续问题思维的历史自觉以及回应现实问题的实践探索,并在提出问题、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三个维度上展现出丰富的哲学意蕴.习近平的问题意识,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运用和创新,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尤其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问题思维的继承与发展,集中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自觉与
共情促进着人与人之间的亲社会行为,人类社会因共情而温暖.社会工作者长期面对弱势群体、越轨群体和患病群体,需要以共情为前提提供社会服务.共情是把双刃剑,长期投入共情容易产生共情疲劳,主要表现为情绪障碍、身体倦怠、认知错误和行为异常.当下,共情疲劳相关研究在中国处于初期阶段,且较少关注社会工作者这一职业群体.通过回顾国内外共情疲劳相关研究,梳理共情疲劳的概念界定、测量工具、影响因素和干预措施,提出了社会工作者共情疲劳的操作化概念,指出了社会工作研究的未来指向.今后,理论研究和干预措施应该更加关怀社会工作者这一
如果我们把道德圣人理解为一个为了他人和社会的福祉而竭尽全力地努力的人,那么苏珊·沃尔夫在其1982年的一篇著名论文中论证了两个看上去相互矛盾的主张.第一,一个人可以理性地拒绝成为一个道德圣人;第二,道德圣人是一个在道德上高尚的令人尊敬的人.本文将这个隐约的困惑称为“道德圣人难题”.我们首先检验和批评沃尔夫为这个难题提出的解答,然后指出道德圣人难题与众所周知的反对后果主义的道德苛求难题之间有一种内在的关联.最后我们提出一种整体的后果主义观点,并展示这种理论可以同时解答道德苛求难题和道德圣人难题.
灾害旅游是挖掘灾害遗产资源、加快灾后复兴的有效途径.居民生活质量满意度是确保灾害旅游重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以灾后新生旅游地汶川映秀镇和北川永昌镇为案例,从非对称影响视角入手,应用Tetra-class模型对灾后新生旅游地居民生活质量满意度属性进行研究,结果显示:生活质量属性对居民总体满意度的影响模式涵盖Tetra-class模型的四种类型;生活质量属性绩效评价为居民总体满意度提升提供有针对性的改进策略;生活质量满意度结构模型不仅包括生活质量属性绩效与总体满意度的关系,还揭示了各属性所对应的居民生活需求层次
不少学者认为王阳明的《大学》诠释与其四句教存在对应关系.不过事实上这种对应关系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一对应关系.因为一方面他对《大学》有两种理解,这从他对“正心”的不同诠释中可以看出,另一方面四句教在他那里也有两种不同含义.他平时教人所用的四句教对应于以心之未发实体解释心的《大学》诠释,而天泉证道时确立的作为定本的四句教则对应于以心的完善状态解释心的《大学》诠释.这样的对应关系是不能调换的,因而是一一对应的关系.除此之外,定本四句教与《大学》诠释存在一个重要差别,即它承认无善无恶代表的正心工夫可以是天分极高者
“否定主义美学”以“批判和创造的统一”为核心,主张从中国现代社会现实提出独特的美学问题,对西方美学和中国传统美学进行双重批判和改造,才能实现美学原理的真正创造.以此为坐标考察中国美学百年的发展历程,我们会发现中国现代美学的“弱创造”特性在王国维、李泽厚和宗白华的美学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审视性地梳理其创造程度的差异,是中国当代美学获得原创性建构的基本前提.
立德树人是高校人才培养的根本任务,课程思政是实现立德树人的重要途径.在课程教学中,将基础课程、专业课程、综合性课程与思政内容有机融合,可以有效实现全过程育人.经济数学课程的教学应立足教学内容,深度挖掘经济数学的思政元素,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塑造等融为一体.在经济数学的课前准备、课堂教学和课后延伸中,可以通过引入数学发展史和数学家科学精神、讲述学校文化背景和历史传承、探究经济应用问题典型案例、分析讨论行业发展对经济数学的需求等教学措施,实现经济数学课程思政教学的目标,使经济数学教学与思政教育同向同行,
互联网与数据处理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深度融合,加剧了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鸿沟.近年来,一些互联网平台的“大数据杀熟”问题,频频侵犯着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面对掌握数据信息的经营者实施的“大数据杀熟”,消费者维权却因其隐匿性强、取证困难、维权成本高等原因而困难重重.为了从法律上有效规制“大数据杀熟”,不仅要提高执法机关的监管主动性和数字化监管水平,为电商市场发展营造法治化环境;还应强化经营者信息告知义务,明确经营者监管职责,促使经营者树立诚信经营理念;更需健全消费者救济机制,畅通线上救济渠道,充分发挥社会
阳明心学的精神品格之一,在于寻求自我意识的发展.晚明袁了凡是汇通三教的阳明后学,其“立命之学”与阳明心学的“主体性自觉”一脉相承,深具阳明心学色彩,在士庶阶层中产生广泛影响.对“立命之学”的支持和反对,分别代表了明末清初阳明心学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两派,儒学转向及阳明心学的世俗化、民间化于斯可见.“立命之学”用“神道设教”的方式进行儒家伦理道德劝化,堪称“世俗版”的“良知之教”.“立命之学”和《功过格》的传播,从一个侧面说明阳明后学在明末清初“劝善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网络诈骗犯罪不是一个独立罪名,而是传统诈骗犯罪依托网络技术而衍生出的新型犯罪形式.在我国当前的刑法体系中,网络诈骗犯罪只能依靠传统的诈骗罪条款予以规制.然而,网络诈骗犯罪具有不同于传统诈骗犯罪的新特点.尽管我国当前的刑事治理已经呈现出刑法保护前置化的趋势,但受制于保守的刑事立法体系以及处罚机制等方面的不足,导致对网络诈骗犯罪的刑法治理与社会现实和犯罪发展相脱节.针对这一现状,应立足于对网络诈骗犯罪的治理需要,从构建开放性刑事立法体系、把握网络诈骗犯罪新特点、规范完善刑事处罚机制、完善刑事治理配套措施方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