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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安作为丝绸之路起始之地，是中西文化荟萃之地、各族文化交融的国际大都市。丝绸之路上商旅不绝，粟特人就是其中的典型一支，他们以经商著称，成为在丝绸之路上传播中西文化的重要使者。本文试简述唐代居住在长安粟特人的市井生活和婚姻状况，反映东西交往中的胡汉交融，从一个小侧面展示我国古代中原的民族关系。
关键字：粟特；长安；通婚；生活
唐朝时期，随着中央集权的强大，国力增强，加上统治者奉行对外开放和开明的民族政策，出现了“万国来朝”的繁盛局面。长安凭借其有利的地理位置和作为政治中心的得天条件，成为中西文化荟萃之地、各族文化交融的国际大都市。胡商络绎不绝，粟特人就是其中典型的一支。“丝绸之路”也因此成为古代东方政治、经济和文化传播、交流的重要交通要道。粟特人由西向东兴贩宝石香料，同时也以长安、武威等中原城市为基地，由东向西运转金银丝绢。
粟特人活动范围在今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尚河流域，他们利用地处欧亚陆上交通枢纽的地理优势，积极从事贸易活动，活跃在繁华的丝绸之路上。以经商著称的粟特人，史书对其描述为“善商贾，好利，丈夫年二十，去傍国，利所在无不至” “争分铢之利” ，有着“东方腓尼基人”的美誉 。自张骞凿空之后，敦煌一隅绾毂中西之交通，长安也成为中西文化交汇之地。在胡汉交杂的丝绸之路上，在熙熙攘攘的商旅穿梭中，驼铃声从东到西，又自西而归。成群的骆驼延伸在无边的沙漠，金钱与丝绸的往来中，交换的不仅仅是利益，还有文明。粟特人在骆驼背上自觉或不自觉地为中西文化交流搭起了桥梁，成为文化的传递者。
早在南北朝时期，粟特人就已经与中原王室有来往并“遣使朝献” ，到了唐兼收并蓄的时代时，交往更为频繁。唐代是粟特人在中国历史上最为活跃的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诸多方面都占据了重要地位。然而“安史之乱”后，唐朝出现了一定的排斥胡人情绪，许多粟特人蒙受打击，在中原、长安的粟特人纷纷向河北三镇转移，寻求新的生存之地。唐朝国力的衰落也使其丧失了对西域的控制权，吐蕃人占领敦煌，粟特人此时很难再经河西走廊便捷地进入中原地区。史籍所记载粟特人最后一次朝贡是在代宗大历七年（773年）十二月“康国、米国、石国入贡” 但是这并没有完全影响粟特人和汉人的交往与融合，粟特人在与汉族人的社会生活、军事战争、文化交流等方面中仍然活跃，发挥着重要的历史作用。
长安与粟特
长安作为唐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吸引着四面八方的异邦人士不断前来，流连其间，并逐渐定居下来。自汉魏以来，长安一直都是胡人聚集之地，而其中粟特人的东来，以唐朝时为最盛。粟特商人在丝绸之路上一些便于贸易和居住的地点留居下来，建立自己的殖民部落，一部分人留下来，另一部分人继续东行，到达长安。入唐以后，长安成为粟特商人集中的地方，也是粟特来华使臣、质子及随突厥投降的部落首领、子弟定居之地，加上前来传播佛教、景教、摩尼教的僧徒信士，长安成为粟特胡人在华最重要的聚集地之一。隋唐时代长安的粟特人其居处自不限于一隅，但主要在两市附近，特别是西市周边诸坊。
粟特胡人虽以经商擅长，但仍有许多从事着其他职业。到唐时有大批粟特人胡人进入汉室宫廷，担任宿卫和仪仗之职。这些服务于皇室、贵族阶层的粟特胡人，既有随贡品同来的粟特人，也有久居汉地的粟特人。在西安永泰公主墓出土的骑马狩猎胡俑就是这些粟特人的形象。
隋唐长安城中的粟特人大多不是这个时候初到长安，有些早在北朝末年甚至更早的时候就进入中原并定居下来。 在粟特人聚居的敦煌，从化乡是重要聚落。而在粟特人最初进入长安时，并没有一个单独的、集中的粟特人聚居区，从一开始便混杂于汉人的里坊之中。但这种分散的状况在总体上也有一相对集中的区域，即以西市为中心。西市作为长安城内一个重要的商业活动中心，对于嗜商如命的粟特人来说，就如磁石一般具有超强的吸引力。
在长安居住的粟特人在胡汉交融中逐渐汉化，但其胡人的特征还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可以根据他们的姓名、婚姻、出身郡望、封爵地点、本人的技能等方面，来判断他们是否是粟特后裔。
二十世纪出土了唐代居住于醴泉坊的粟特胡人安息国王子安令节的墓志，其墓志记：处长安游侠之窟，深鄙末流；出京兆礼教之门，雅好儒业。……声高郡国，名动京师。” 居住在西市边上的安令节，已渐染汉风，他一遍雅好儒业，一边又经商致富，可是说是进入长安的粟特人在汉化过程中一个过渡形态的典型代表，也是居住在西市周边并经常出入西市的粟特商人代表。
清代徐松所写《唐两京成坊考》中记载“商贾所凑，多归西市”， 可见一般。同时徐松还在其书中记载，长安城内有胡祆祠 数处，主要分布在长安县西市周围诸坊之中。随着大批粟特人向东移民，火祆教也被带到中原，长安、洛阳等地都出现了祆祠。由此可知，大凡有祆祠的地方，应该是粟特人的聚居处。入唐之粟特人流寓中国长安日久，皆有妻子家室，“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 。“数代而后，华化愈甚，盖即可称之为中国人矣”。
在粟特胡人逐渐汉化的同时，胡人的生活习俗也影响着中原社会，长安曾一度刮起胡风。粟特地区的安国乐、康国乐、胡旋舞、胡腾舞、拓枝舞曾风行一时。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等，“京城贵戚，皆竞为之” 。“这时期的许多舶来品，大到皇家狩猎队伍中的猎豹、长安当炉的胡姬，小到宫廷贵妇人玩耍的波斯犬、绘制壁画使用的胡粉香料，都是粟特人从西方各国转运而来的。”
粟特人与汉人的通婚
不同民族间的通婚，是民族融合的一项重要方式，也是民族融合过程中的必然结果。粟特人习惯上是以聚落方式生活，在婚姻上多为内部通婚。吐蕃占敦煌后，随着从化乡的消失，粟特人或逃走他处，或散居各地和其他民族杂居，这就促使族内婚姻发展为族际婚姻。 唐前期，政府对汉族女子与外来民族通婚是有限制的。同时，唐对外来人口和汉族人所生子女，在法律上也不承认其继承权。 因此在入唐初期，粟特人主要是内部通婚，在出土的墓志中可见内部通婚的记载。粟特人这时期的婚姻状况保留了很多传统的婚姻形态，如多妻制，娶姐妹为妻等。 随着入唐定居生活时间的推移，唐朝频繁的文化交流、开放的社会风气，使得胡汉通婚的现象明显增多。唐政府制定了很多优惠政策，提供便利条件。如政府允许各民族入境居住，授予粟特人官职，同时实行保护通商贸易的政策。 在有关唐代典籍中均可看到：“诸蕃使人娶得汉妇女为妾者，并不得将还蕃” ，“诸蕃人所娶得汉妇女为妻妾” 。这些规定都表明异族男子可娶汉室女子为妻。到了李隆基做皇帝时，出现了均为粟特出身的安禄山和史思明。他们兴风作浪，搅得朝野震荡。因此“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开始受到排挤。《册府元龟》卷九九九记载：“建中元年（780年）10月6月敕，……又准令式中国人不合私与外国人交通、买卖、婚娶、来往。”此时虽有排胡现象，然而粟特人与汉族的通婚不减反增。究其根本原因有学者认为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粟特人的汉化不断深入，活动区域也不断扩大”。 故向达先生说：“有唐一代对于汉女之适异族，律并无禁。”
粟特人与非胡姓通婚，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混血儿”，即使这些“混血儿”仍然采用昭武九姓，但无疑是汉化的产物。到了唐朝中后期，大量定居长安的胡商娶汉族女子为妻妾，胡汉联姻较为普遍，粟特人内部通婚日趋减少。粟特人通过婚姻交融的方式，增大着自己在汉族中的影响，同时也加速了本民族的汉化。
作为丝绸之路上的商业民族，粟特人把东西方物质文化中的精髓，转运到相互需要的一方。粟特人用他们擅长的语言能力，在丝绸之路沿线传播着各种精神文化，深深影响了中西社会。
参考文献：
[1]《新唐书》卷二二一下 列传第一四六西域传下，康传
[2]《旧唐书》卷一九八 列传第一四八，西戎传·康国传
[3]毕波：《中古中国的粟特胡人：以长安为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绪论
[4]《魏 书》卷四 帝纪第四上
[5]《册府元龟》卷九七二，转引自程越《从石刻史料看入华粟特人的汉化》
[6]毕波：《中古中国的粟特胡人——以长安为中心》，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97页
[7]任江：《初论西安唐墓出土的粟特人胡俑》，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5期
[8]从2000年、2003年、2004年、2005年相继在西安发现北周末年卒于长安的粟特人安伽、使君、康业的墓葬可知，北周时期长安城内就粟特人在此生活、定居。
[9]荣新江、张志清：《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6页
[10]荣新江：《<清明上河图>中的胡人形象分析》，新疆日报，2009年6月23日
[11]徐松撰，李健超 增订：《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三秦出版社，1996年
[12]火祆教，又称拜火教，是粟特居民所信奉的宗教。粟特地区多种宗教并存。其中最有影响的当推火祆教。粟特的火祆教渗进了当地的偶像崇拜﹐因而与波斯国教火祆教有很大不同。
[13]《资治通鉴》卷二三二
[14]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重庆出版社，2009年，第28页
[15]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重庆出版社，2009年，第30页
[16]荣新江、张志清：《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7页
[17]可参见程越《从时刻史料看入华粟特人的汉化》，《史学月刊》1994年第1期
[18]参见程喜霖《唐垂拱元年康尾义罗施等请过案卷》考释，《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十一期）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39页
[19]王安萍：《浅析唐代长安昭武九姓的婚姻状况》，文化研究，2010年
[20]（宋）王溥：《唐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卷100杂录，第2136页
[21]（唐）长孙无忌：《唐律疏议》，中华书局，1983年，卷八卫禁，第178页
[22]刘惠琴、陈海涛《从通婚的变化看唐代入华粟特人的汉化——以墓志材料为中心》
[23]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重庆出版社，2009年，第6页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关键字：粟特；长安；通婚；生活
唐朝时期，随着中央集权的强大，国力增强，加上统治者奉行对外开放和开明的民族政策，出现了“万国来朝”的繁盛局面。长安凭借其有利的地理位置和作为政治中心的得天条件，成为中西文化荟萃之地、各族文化交融的国际大都市。胡商络绎不绝，粟特人就是其中典型的一支。“丝绸之路”也因此成为古代东方政治、经济和文化传播、交流的重要交通要道。粟特人由西向东兴贩宝石香料，同时也以长安、武威等中原城市为基地，由东向西运转金银丝绢。
粟特人活动范围在今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尚河流域，他们利用地处欧亚陆上交通枢纽的地理优势，积极从事贸易活动，活跃在繁华的丝绸之路上。以经商著称的粟特人，史书对其描述为“善商贾，好利，丈夫年二十，去傍国，利所在无不至” “争分铢之利” ，有着“东方腓尼基人”的美誉 。自张骞凿空之后，敦煌一隅绾毂中西之交通，长安也成为中西文化交汇之地。在胡汉交杂的丝绸之路上，在熙熙攘攘的商旅穿梭中，驼铃声从东到西，又自西而归。成群的骆驼延伸在无边的沙漠，金钱与丝绸的往来中，交换的不仅仅是利益，还有文明。粟特人在骆驼背上自觉或不自觉地为中西文化交流搭起了桥梁，成为文化的传递者。
早在南北朝时期，粟特人就已经与中原王室有来往并“遣使朝献” ，到了唐兼收并蓄的时代时，交往更为频繁。唐代是粟特人在中国历史上最为活跃的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诸多方面都占据了重要地位。然而“安史之乱”后，唐朝出现了一定的排斥胡人情绪，许多粟特人蒙受打击，在中原、长安的粟特人纷纷向河北三镇转移，寻求新的生存之地。唐朝国力的衰落也使其丧失了对西域的控制权，吐蕃人占领敦煌，粟特人此时很难再经河西走廊便捷地进入中原地区。史籍所记载粟特人最后一次朝贡是在代宗大历七年（773年）十二月“康国、米国、石国入贡” 但是这并没有完全影响粟特人和汉人的交往与融合，粟特人在与汉族人的社会生活、军事战争、文化交流等方面中仍然活跃，发挥着重要的历史作用。
长安与粟特
长安作为唐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吸引着四面八方的异邦人士不断前来，流连其间，并逐渐定居下来。自汉魏以来，长安一直都是胡人聚集之地，而其中粟特人的东来，以唐朝时为最盛。粟特商人在丝绸之路上一些便于贸易和居住的地点留居下来，建立自己的殖民部落，一部分人留下来，另一部分人继续东行，到达长安。入唐以后，长安成为粟特商人集中的地方，也是粟特来华使臣、质子及随突厥投降的部落首领、子弟定居之地，加上前来传播佛教、景教、摩尼教的僧徒信士，长安成为粟特胡人在华最重要的聚集地之一。隋唐时代长安的粟特人其居处自不限于一隅，但主要在两市附近，特别是西市周边诸坊。
粟特胡人虽以经商擅长，但仍有许多从事着其他职业。到唐时有大批粟特人胡人进入汉室宫廷，担任宿卫和仪仗之职。这些服务于皇室、贵族阶层的粟特胡人，既有随贡品同来的粟特人，也有久居汉地的粟特人。在西安永泰公主墓出土的骑马狩猎胡俑就是这些粟特人的形象。
隋唐长安城中的粟特人大多不是这个时候初到长安，有些早在北朝末年甚至更早的时候就进入中原并定居下来。 在粟特人聚居的敦煌，从化乡是重要聚落。而在粟特人最初进入长安时，并没有一个单独的、集中的粟特人聚居区，从一开始便混杂于汉人的里坊之中。但这种分散的状况在总体上也有一相对集中的区域，即以西市为中心。西市作为长安城内一个重要的商业活动中心，对于嗜商如命的粟特人来说，就如磁石一般具有超强的吸引力。
在长安居住的粟特人在胡汉交融中逐渐汉化，但其胡人的特征还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可以根据他们的姓名、婚姻、出身郡望、封爵地点、本人的技能等方面，来判断他们是否是粟特后裔。
二十世纪出土了唐代居住于醴泉坊的粟特胡人安息国王子安令节的墓志，其墓志记：处长安游侠之窟，深鄙末流；出京兆礼教之门，雅好儒业。……声高郡国，名动京师。” 居住在西市边上的安令节，已渐染汉风，他一遍雅好儒业，一边又经商致富，可是说是进入长安的粟特人在汉化过程中一个过渡形态的典型代表，也是居住在西市周边并经常出入西市的粟特商人代表。
清代徐松所写《唐两京成坊考》中记载“商贾所凑，多归西市”， 可见一般。同时徐松还在其书中记载，长安城内有胡祆祠 数处，主要分布在长安县西市周围诸坊之中。随着大批粟特人向东移民，火祆教也被带到中原，长安、洛阳等地都出现了祆祠。由此可知，大凡有祆祠的地方，应该是粟特人的聚居处。入唐之粟特人流寓中国长安日久，皆有妻子家室，“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 。“数代而后，华化愈甚，盖即可称之为中国人矣”。
在粟特胡人逐渐汉化的同时，胡人的生活习俗也影响着中原社会，长安曾一度刮起胡风。粟特地区的安国乐、康国乐、胡旋舞、胡腾舞、拓枝舞曾风行一时。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等，“京城贵戚，皆竞为之” 。“这时期的许多舶来品，大到皇家狩猎队伍中的猎豹、长安当炉的胡姬，小到宫廷贵妇人玩耍的波斯犬、绘制壁画使用的胡粉香料，都是粟特人从西方各国转运而来的。”
粟特人与汉人的通婚
不同民族间的通婚，是民族融合的一项重要方式，也是民族融合过程中的必然结果。粟特人习惯上是以聚落方式生活，在婚姻上多为内部通婚。吐蕃占敦煌后，随着从化乡的消失，粟特人或逃走他处，或散居各地和其他民族杂居，这就促使族内婚姻发展为族际婚姻。 唐前期，政府对汉族女子与外来民族通婚是有限制的。同时，唐对外来人口和汉族人所生子女，在法律上也不承认其继承权。 因此在入唐初期，粟特人主要是内部通婚，在出土的墓志中可见内部通婚的记载。粟特人这时期的婚姻状况保留了很多传统的婚姻形态，如多妻制，娶姐妹为妻等。 随着入唐定居生活时间的推移，唐朝频繁的文化交流、开放的社会风气，使得胡汉通婚的现象明显增多。唐政府制定了很多优惠政策，提供便利条件。如政府允许各民族入境居住，授予粟特人官职，同时实行保护通商贸易的政策。 在有关唐代典籍中均可看到：“诸蕃使人娶得汉妇女为妾者，并不得将还蕃” ，“诸蕃人所娶得汉妇女为妻妾” 。这些规定都表明异族男子可娶汉室女子为妻。到了李隆基做皇帝时，出现了均为粟特出身的安禄山和史思明。他们兴风作浪，搅得朝野震荡。因此“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开始受到排挤。《册府元龟》卷九九九记载：“建中元年（780年）10月6月敕，……又准令式中国人不合私与外国人交通、买卖、婚娶、来往。”此时虽有排胡现象，然而粟特人与汉族的通婚不减反增。究其根本原因有学者认为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粟特人的汉化不断深入，活动区域也不断扩大”。 故向达先生说：“有唐一代对于汉女之适异族，律并无禁。”
粟特人与非胡姓通婚，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混血儿”，即使这些“混血儿”仍然采用昭武九姓，但无疑是汉化的产物。到了唐朝中后期，大量定居长安的胡商娶汉族女子为妻妾，胡汉联姻较为普遍，粟特人内部通婚日趋减少。粟特人通过婚姻交融的方式，增大着自己在汉族中的影响，同时也加速了本民族的汉化。
作为丝绸之路上的商业民族，粟特人把东西方物质文化中的精髓，转运到相互需要的一方。粟特人用他们擅长的语言能力，在丝绸之路沿线传播着各种精神文化，深深影响了中西社会。
参考文献：
[1]《新唐书》卷二二一下 列传第一四六西域传下，康传
[2]《旧唐书》卷一九八 列传第一四八，西戎传·康国传
[3]毕波：《中古中国的粟特胡人：以长安为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绪论
[4]《魏 书》卷四 帝纪第四上
[5]《册府元龟》卷九七二，转引自程越《从石刻史料看入华粟特人的汉化》
[6]毕波：《中古中国的粟特胡人——以长安为中心》，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97页
[7]任江：《初论西安唐墓出土的粟特人胡俑》，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5期
[8]从2000年、2003年、2004年、2005年相继在西安发现北周末年卒于长安的粟特人安伽、使君、康业的墓葬可知，北周时期长安城内就粟特人在此生活、定居。
[9]荣新江、张志清：《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6页
[10]荣新江：《<清明上河图>中的胡人形象分析》，新疆日报，2009年6月23日
[11]徐松撰，李健超 增订：《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三秦出版社，1996年
[12]火祆教，又称拜火教，是粟特居民所信奉的宗教。粟特地区多种宗教并存。其中最有影响的当推火祆教。粟特的火祆教渗进了当地的偶像崇拜﹐因而与波斯国教火祆教有很大不同。
[13]《资治通鉴》卷二三二
[14]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重庆出版社，2009年，第28页
[15]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重庆出版社，2009年，第30页
[16]荣新江、张志清：《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7页
[17]可参见程越《从时刻史料看入华粟特人的汉化》，《史学月刊》1994年第1期
[18]参见程喜霖《唐垂拱元年康尾义罗施等请过案卷》考释，《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十一期）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39页
[19]王安萍：《浅析唐代长安昭武九姓的婚姻状况》，文化研究，2010年
[20]（宋）王溥：《唐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卷100杂录，第2136页
[21]（唐）长孙无忌：《唐律疏议》，中华书局，1983年，卷八卫禁，第178页
[22]刘惠琴、陈海涛《从通婚的变化看唐代入华粟特人的汉化——以墓志材料为中心》
[23]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重庆出版社，2009年，第6页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