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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项目：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资助项目，项目编号：RWY201609。
摘 要：本文从帕穆克的文化身份入手，对《黑书》中的身份问题探讨，并挖掘其文化内涵。
关键词：帕穆克；文化身份；苏菲神秘主义
作者简介：周艳丽（1989-），女，新疆伊犁人，文学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36-0-02
1952年是土耳其加入北约的时间，这是土耳其向西方跨越的一大标志，也就是在这一年，帕穆克出生，生于伊斯坦布尔一个富裕且世俗化的家庭。家里优越的成长条件和优秀的家庭教育让帕穆克在年少时期就开始接触西方文化。自此，帕穆克便有了双重文化背景。伊斯坦布尔横跨欧亚，博斯普鲁斯海峡将其分成两半，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给这座城市更多的东西方文明交融，也让土耳其成为了一座沟通东西方文明的桥梁。
一、土耳其的背景特殊性
在十六世纪称王称霸的奥斯曼帝国不仅在物质、军事和经济方面是“世界中心”，而且在宗教信仰方面也有着强大的地基—伊斯兰教。无形和有形的力量让土耳其居民认为自己的国度是不折不扣“世界中心”。奥斯曼帝国的繁荣期持续了600多年，这段历史上的辉煌让每一位土耳其居民骄傲不已。奥斯曼文化受到最大影响的教派是伊斯兰教，在其扩张、征战、迁徙途中，融合了各种文化和种族，在吸收着不同文化的基礎上，形成了自身特有的奧斯曼土耳其文化。16世纪末，奥斯曼衰亡，土耳其新建，首任土总统凯末尔效仿西方，世俗化并破除宗教，一切以欧洲为标准。
土耳其本身是一个有着东方古老文明的民族，却愿意追随西方，可问题在于代表西方的欧洲国家不愿意接受土耳其，原因在于土耳其大多数都是穆斯林，而伊斯兰世界因其西化与土耳其绝交。土耳其将国家定位处于西方社会，而西方却不承认这样的定位，所以土耳其处于尴尬的夹缝中。亨延顿以土耳其为例指出：“文明的冲突时任何一个非西方国家在接受文明西方现代文明的标志时都会遭遇到国家内部的‘文明的冲突’，在非西方国家的内在化实质是，传统的文明遭遇外来的异种现代文明时所带来的各种立场的不适。”
二、追寻
身份指：“在物质、成分、特质和属性上存有的同一的性质或者状态；绝对或本质的同一”，同时，它又“处于纵横两个维度的张力之中：纵向，它偏重的是个体的差异；横向，它偏重的是群体的同一……‘身份’以彰显差异，‘认同’以突出同一”。二战后身份认同所涉及的范围广阔，有种族的历史，宗教仪式等，斯图亚特·霍尔在他的《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中姜文华身份从不同角度做出了分析，一种是把“文化身份”视为共有文化，集体中的自我藏身在他我文化中，是所有人共有的；还一种是文化身份同历史所有事物一样是变化着的，正确看待文化发展、变化、影响，以便能准确地定位“文化身份”。
《黑书》通过苏菲神秘主义的追寻向我们描绘了“追寻”的故事，其中引入了《伊斯兰百科全书》的神话，鸟儿寻找凤凰最后自己成了凤凰，引用这一模式向我们描绘了卡利普为了寻找耶拉二最终变成耶拉的过程。《黑书》不光有着神秘还有对后现代主义，“我的脸长得不对称，我笨手笨脚，我太软弱无能，我的声音太有气无力了”挫败感和自卑感袭击者卡利普。在他们万捉迷藏游戏时，卡利普藏起来等待着如梦去找他，最后却发现如梦和耶拉一起去了附近的小店，卡利普认为如梦更喜欢耶拉是因为比自己优秀，此后，他想放弃自己开始成为耶拉，开始了一条模仿之路。在对野耶拉的模仿过程中，卡利普做他人的过程中完成了对自己身份的认可。《黑书》章节，班迪师傅的孩子—“假人”这一意向传达了帕穆克的文化身份观。这些假人的姿势，他们的举手投足，以及在那些动作之中，是什么样的本质构成了我们，帕穆克借“假人”向我们提出了一个现实问题：我们在被西化的过程中，在这种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我们要做西方人还是土耳其人？实际上假人的滞销已是土耳其文化流失的最好证据。通过“假人”让我们不得不去思考：“我是谁？”
《黑书》第四章——《阿拉丁的店》向我们陈述了一杂货铺为了谋取更大的利润空间迎合市场的需要，店中很多历史记忆的商品都已不复存在被一些质量粗糙的西式物品所替代，人们更愿意购毫不相干的香烟或者咖啡等，凡是报纸上介绍的某种物品人们必定趋之若鹜。还有卡利普的朋友——蓓琪丝，一生都希望能够成为别人。蓓琪丝为了得到卡利普的心不断去模仿如梦，二蓓琪丝的丈夫为了得到妻子的爱不得不模仿着卡利普，蓓琪丝市场思考的是可以钻进别人的躯壳过着别人的生活而非自己的生活，每每想到不能不能够成为别人便以泪洗面。卡利普在卡夫山旅行后终于会回归了自我，成为耶拉的替代，像他的名字在土耳其中的含义一样胜利了。“自我”身份和“他我”身份共同构成混合的文化身份。倘若没有苏菲神秘主义的卡夫之旅，卡利普也不会获得“我即凤凰”的觉悟，在追寻的过程中实现我和凤凰的统一。帕穆克告诉我们做他人并不可怕，而是通过追寻发现本质。如果将“他”视为另一个人，必然会发现仅此梦一场，醒后自然会发现不仅没有成为他人，更实在追寻过程中迷失了自己。追寻，只有合适的目标定位后爱能在追寻的过程中活儿最高境界的觉悟。
“你会不会觉得做自己很难？”“一个人有办法只做自己吗？”这两个问题是理发师经常问也耶拉的，理发师的问题让耶拉不得不开始思考关于身份的意义，他开始回忆在不同的境况下他不断地变换身份伪装自己，无论是在军旅生涯中还是在看电影或是在妓院里，在面对不同的群体时他有着不同的身份和立场，这种身份的选择是身不由己的，只能接受强势的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在这种情况下连最初的身份都感到耻辱后而开始努力地去做别人。
《黑书》第35章《王子的故事》中讲述了昂子始终坚持“做自己”，他为了能够成功地做自己，断绝和别人的交际去隐居，在他看来，“所有没办法做自己的人，所有只会模仿外来的文化，以及所有只会从异国故事中寻求幸福欢乐的国家，颓废、崩毁与灭亡。”毁坏了自己一切所有的物品只为了不受外界的干扰，可是多次证明，一个人不可能单纯的只做自己，过时的结局是为了王子最终能如愿做自己。实际上，王子只是一个暗喻，意图告诉我们伊斯兰主义不可能单纯的只做自己，因为伊斯兰复兴只是对土耳其回复弊端的一种发泄地，根本问题在于土耳其民族的自我失去，是的土耳其布置在未来中如何抉择，无论是座机的伊斯兰宗教主义者还是西化革命者，作者都予以否定也正是在追寻自身民族身份的道路上，我们看到帕穆克的忧伤。
三、帕穆克的文化身份观
后殖民理论家赛义德：“发现世界上只有家乡好的人只是一个未曾长大的雏儿；发现所有地方都像自己家乡一样好的人已经长大；但只有当认识到整个世界都不属于自己时，一个人才最终走向成熟。一个人离自己的文化家园越远，越容易对其作出判断；整个世界同样如此，要想对世界获得真正的了解，从精神上对其加以疏远以及宽容之心要，坦然接受一切必要的条件。”作者恰巧是在美国旅居的那两年产生了身份危机，他虽然接受着西方文化，但他在美国这样纯粹的西方文化人眼里他似乎是个另类，似乎被边缘化，自此，帕穆克开始寻找土耳其的文化身份。
然而帕穆克却不这么认为，帕穆克说：“康拉德，纳博科夫，奈保尔这些作家都因曾设法在语言、文化国家、大洲甚至文明之间迁徙二为人所知，离乡背井助长了他们的想象力，养分的吸收并非通过根部，而是通过无根性；我的想象力却要求我呆在相同的地方，相同的城市，相同的街道，相同的房子注视着相同的景色。伊斯坦布尔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我依附于这个城市”。即便如此，帕穆克却拥有着全新视野的东西融合的“双重视野”帕穆克将自身经历与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的变迁融为一体，被海峡分割的伊斯坦布尔像一面镜子，反射出土耳其的文化身份分割之痛，折射出这座城市的忧伤，更是升华为特权民族精神的“呼愁”。所有帕穆克开始思考：自身定位在何处？“土耳其人发明了这样一种文学的形式，一种小说写作的方法，这种小说主要描写文化身份、对传统的继承，以及现代性所造成的传统的断裂。这种小说主要是从政治上、文化上以及哲学上探讨关于身份认同的问题，但我是一个严肃的作家这会在我的作品中，从哲学、人类学以及历史的角度去发掘和探讨文化身份的含义。”
参考文献：
[1]（美）塞缪尔·亨延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125.
[2]王晓路.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78.
[3]奥尔罕·帕穆克.黑书[M].李佳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54.
摘 要：本文从帕穆克的文化身份入手，对《黑书》中的身份问题探讨，并挖掘其文化内涵。
关键词：帕穆克；文化身份；苏菲神秘主义
作者简介：周艳丽（1989-），女，新疆伊犁人，文学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36-0-02
1952年是土耳其加入北约的时间，这是土耳其向西方跨越的一大标志，也就是在这一年，帕穆克出生，生于伊斯坦布尔一个富裕且世俗化的家庭。家里优越的成长条件和优秀的家庭教育让帕穆克在年少时期就开始接触西方文化。自此，帕穆克便有了双重文化背景。伊斯坦布尔横跨欧亚，博斯普鲁斯海峡将其分成两半，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给这座城市更多的东西方文明交融，也让土耳其成为了一座沟通东西方文明的桥梁。
一、土耳其的背景特殊性
在十六世纪称王称霸的奥斯曼帝国不仅在物质、军事和经济方面是“世界中心”，而且在宗教信仰方面也有着强大的地基—伊斯兰教。无形和有形的力量让土耳其居民认为自己的国度是不折不扣“世界中心”。奥斯曼帝国的繁荣期持续了600多年，这段历史上的辉煌让每一位土耳其居民骄傲不已。奥斯曼文化受到最大影响的教派是伊斯兰教，在其扩张、征战、迁徙途中，融合了各种文化和种族，在吸收着不同文化的基礎上，形成了自身特有的奧斯曼土耳其文化。16世纪末，奥斯曼衰亡，土耳其新建，首任土总统凯末尔效仿西方，世俗化并破除宗教，一切以欧洲为标准。
土耳其本身是一个有着东方古老文明的民族，却愿意追随西方，可问题在于代表西方的欧洲国家不愿意接受土耳其，原因在于土耳其大多数都是穆斯林，而伊斯兰世界因其西化与土耳其绝交。土耳其将国家定位处于西方社会，而西方却不承认这样的定位，所以土耳其处于尴尬的夹缝中。亨延顿以土耳其为例指出：“文明的冲突时任何一个非西方国家在接受文明西方现代文明的标志时都会遭遇到国家内部的‘文明的冲突’，在非西方国家的内在化实质是，传统的文明遭遇外来的异种现代文明时所带来的各种立场的不适。”
二、追寻
身份指：“在物质、成分、特质和属性上存有的同一的性质或者状态；绝对或本质的同一”，同时，它又“处于纵横两个维度的张力之中：纵向，它偏重的是个体的差异；横向，它偏重的是群体的同一……‘身份’以彰显差异，‘认同’以突出同一”。二战后身份认同所涉及的范围广阔，有种族的历史，宗教仪式等，斯图亚特·霍尔在他的《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中姜文华身份从不同角度做出了分析，一种是把“文化身份”视为共有文化，集体中的自我藏身在他我文化中，是所有人共有的；还一种是文化身份同历史所有事物一样是变化着的，正确看待文化发展、变化、影响，以便能准确地定位“文化身份”。
《黑书》通过苏菲神秘主义的追寻向我们描绘了“追寻”的故事，其中引入了《伊斯兰百科全书》的神话，鸟儿寻找凤凰最后自己成了凤凰，引用这一模式向我们描绘了卡利普为了寻找耶拉二最终变成耶拉的过程。《黑书》不光有着神秘还有对后现代主义，“我的脸长得不对称，我笨手笨脚，我太软弱无能，我的声音太有气无力了”挫败感和自卑感袭击者卡利普。在他们万捉迷藏游戏时，卡利普藏起来等待着如梦去找他，最后却发现如梦和耶拉一起去了附近的小店，卡利普认为如梦更喜欢耶拉是因为比自己优秀，此后，他想放弃自己开始成为耶拉，开始了一条模仿之路。在对野耶拉的模仿过程中，卡利普做他人的过程中完成了对自己身份的认可。《黑书》章节，班迪师傅的孩子—“假人”这一意向传达了帕穆克的文化身份观。这些假人的姿势，他们的举手投足，以及在那些动作之中，是什么样的本质构成了我们，帕穆克借“假人”向我们提出了一个现实问题：我们在被西化的过程中，在这种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我们要做西方人还是土耳其人？实际上假人的滞销已是土耳其文化流失的最好证据。通过“假人”让我们不得不去思考：“我是谁？”
《黑书》第四章——《阿拉丁的店》向我们陈述了一杂货铺为了谋取更大的利润空间迎合市场的需要，店中很多历史记忆的商品都已不复存在被一些质量粗糙的西式物品所替代，人们更愿意购毫不相干的香烟或者咖啡等，凡是报纸上介绍的某种物品人们必定趋之若鹜。还有卡利普的朋友——蓓琪丝，一生都希望能够成为别人。蓓琪丝为了得到卡利普的心不断去模仿如梦，二蓓琪丝的丈夫为了得到妻子的爱不得不模仿着卡利普，蓓琪丝市场思考的是可以钻进别人的躯壳过着别人的生活而非自己的生活，每每想到不能不能够成为别人便以泪洗面。卡利普在卡夫山旅行后终于会回归了自我，成为耶拉的替代，像他的名字在土耳其中的含义一样胜利了。“自我”身份和“他我”身份共同构成混合的文化身份。倘若没有苏菲神秘主义的卡夫之旅，卡利普也不会获得“我即凤凰”的觉悟，在追寻的过程中实现我和凤凰的统一。帕穆克告诉我们做他人并不可怕，而是通过追寻发现本质。如果将“他”视为另一个人，必然会发现仅此梦一场，醒后自然会发现不仅没有成为他人，更实在追寻过程中迷失了自己。追寻，只有合适的目标定位后爱能在追寻的过程中活儿最高境界的觉悟。
“你会不会觉得做自己很难？”“一个人有办法只做自己吗？”这两个问题是理发师经常问也耶拉的，理发师的问题让耶拉不得不开始思考关于身份的意义，他开始回忆在不同的境况下他不断地变换身份伪装自己，无论是在军旅生涯中还是在看电影或是在妓院里，在面对不同的群体时他有着不同的身份和立场，这种身份的选择是身不由己的，只能接受强势的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在这种情况下连最初的身份都感到耻辱后而开始努力地去做别人。
《黑书》第35章《王子的故事》中讲述了昂子始终坚持“做自己”，他为了能够成功地做自己，断绝和别人的交际去隐居，在他看来，“所有没办法做自己的人，所有只会模仿外来的文化，以及所有只会从异国故事中寻求幸福欢乐的国家，颓废、崩毁与灭亡。”毁坏了自己一切所有的物品只为了不受外界的干扰，可是多次证明，一个人不可能单纯的只做自己，过时的结局是为了王子最终能如愿做自己。实际上，王子只是一个暗喻，意图告诉我们伊斯兰主义不可能单纯的只做自己，因为伊斯兰复兴只是对土耳其回复弊端的一种发泄地，根本问题在于土耳其民族的自我失去，是的土耳其布置在未来中如何抉择，无论是座机的伊斯兰宗教主义者还是西化革命者，作者都予以否定也正是在追寻自身民族身份的道路上，我们看到帕穆克的忧伤。
三、帕穆克的文化身份观
后殖民理论家赛义德：“发现世界上只有家乡好的人只是一个未曾长大的雏儿；发现所有地方都像自己家乡一样好的人已经长大；但只有当认识到整个世界都不属于自己时，一个人才最终走向成熟。一个人离自己的文化家园越远，越容易对其作出判断；整个世界同样如此，要想对世界获得真正的了解，从精神上对其加以疏远以及宽容之心要，坦然接受一切必要的条件。”作者恰巧是在美国旅居的那两年产生了身份危机，他虽然接受着西方文化，但他在美国这样纯粹的西方文化人眼里他似乎是个另类，似乎被边缘化，自此，帕穆克开始寻找土耳其的文化身份。
然而帕穆克却不这么认为，帕穆克说：“康拉德，纳博科夫，奈保尔这些作家都因曾设法在语言、文化国家、大洲甚至文明之间迁徙二为人所知，离乡背井助长了他们的想象力，养分的吸收并非通过根部，而是通过无根性；我的想象力却要求我呆在相同的地方，相同的城市，相同的街道，相同的房子注视着相同的景色。伊斯坦布尔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我依附于这个城市”。即便如此，帕穆克却拥有着全新视野的东西融合的“双重视野”帕穆克将自身经历与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的变迁融为一体，被海峡分割的伊斯坦布尔像一面镜子，反射出土耳其的文化身份分割之痛，折射出这座城市的忧伤，更是升华为特权民族精神的“呼愁”。所有帕穆克开始思考：自身定位在何处？“土耳其人发明了这样一种文学的形式，一种小说写作的方法，这种小说主要描写文化身份、对传统的继承，以及现代性所造成的传统的断裂。这种小说主要是从政治上、文化上以及哲学上探讨关于身份认同的问题，但我是一个严肃的作家这会在我的作品中，从哲学、人类学以及历史的角度去发掘和探讨文化身份的含义。”
参考文献：
[1]（美）塞缪尔·亨延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125.
[2]王晓路.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78.
[3]奥尔罕·帕穆克.黑书[M].李佳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