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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芝青（1911—1985），山西交城人，青年时代就投身报界，一生从事新闻报刊出版工作，与笔墨为伴，1935年入党。1940年3月，他奉命参与创办中共晋西区党委主管的《抗战日报》（后改为《晋绥日报》），先后担任总编辑、社长，并兼任新华社晋绥总分社社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新华日报社社长、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光明日报》总编辑、《大公报》总编辑兼财政经济出版社社长、《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常务副主席等职务。
本文就讲讲常芝青因工作关系，与毛泽东多次交往的故事。
毛泽东赞扬《晋绥日报》内容丰富，尖锐泼辣，有朝气
1948年春，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解放区迅速扩大，老区半老区的土地改革也即将完成。为争取全国解放，转战陕北并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和军委机关，由陕北向河北平山县转移。3月26日，到达晋绥分局和晋绥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山西兴县蔡家崖。
4月1日，毛泽东在蔡家崖召开的晋绥干部会议上，肯定了抗战时期晋绥党组织的指导方针、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还肯定了晋绥党组织对土改工作中纠正“左”倾偏向的成绩，特别是就全国革命形势和党的工作作了精辟分析，郑重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以及党在土地革命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为晋绥和全党指明了前进方向。
4月2日，毛泽东应晋绥分局领导和《晋绥日报》总编辑常芝青的请求，在蔡家崖晋绥军区司令部大院的南平房接见报社编辑人员。这天，在常芝青的带领下，阮迪民、李超、张友、杨效农、田允中、李蔚然、胡正、陈蝉鸣、鲁石、胡也、苏光、纪希晨、王雷行、江涛、高丽生、甘惜分、水江、宋萍、董泯敌等20余名编辑记者，大清早就从报社驻地高家村奔赴蔡家崖，静静地坐在接见室等待着即将到来的幸福时刻。
大约10点钟，毛泽东一行来到接见室，陪同的有贺龙、陆定一和张子意等领导人。毛泽东满面红光，精力充沛，头戴灰色毡帽，身着褪色的灰棉軍服，脖子上围一条羊毛围巾，脚穿一双深灰布棉鞋。毛泽东宽大温厚的手，紧紧握着常芝青的手说：“芝青同志，听说你是大学新闻系毕业生，看来很有点学问，有点马列主义嘛！”毛泽东风趣的话语驱散了常芝青紧张拘束的情绪。常芝青向毛泽东逐一介绍参加接见的编辑、记者。当介绍到阮迪民时，毛泽东打趣地说：“好啊，是梁山泊阮氏兄弟的阮吧！”大家笑了。当介绍到张友时，毛泽东问：“是弓长张，还是立早章？”张友忙答：“主席，是弓长张。”当介绍到高丽生和水江时，毛泽东开玩笑说：“高丽人参，高级补品！水江同志，你还是江里的水，你可不缺水，你的水太多了！”几句话，消除了现场的紧张气氛。
随后，毛泽东在东窗前落座，贺龙、陆定一、张子意、周文、常芝青坐在屋子中间，面向毛泽东。纪希晨坐在毛泽东左侧，拿着笔记本准备记录。其他同志按顺序坐在西墙和北墙边，毛泽东声音洪亮地说：“办报，你们是先生，我是学生，先生不了解学生，对学生不会出题目嘛！”这时，常芝青把早已准备好的清单呈上去，毛泽东认真地看起来：“好啊，你们一共提出了6个问题，我们大家共同探讨吧！”
毛泽东首先谈到在报刊上宣传党的政策的问题：“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有关政策的问题，一般地都应当在党的报纸上或者刊物上进行宣传。”接着，他就报纸的作用和任务从理论上作了阐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奋斗。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
当看到常芝青提出的“关于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问题”时，毛泽东提出，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本上要从思想上进行群众路线的教育，同时也要教给同志们许多具体办法，就是要充分地利用报纸。办好报纸，把报纸办得引人入胜，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这是党的工作中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他指着在场众人说：“同志们啊，你们的工作，就是教育群众，让群众知道自己的利益、任务和党的方针政策，这样报纸才能办好，才能有生气，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
毛泽东问：“你们报社有多少通讯员，每天能接到多少来稿和来信？”常芝青连忙汇报：“报社在各地设有专职通讯干事，全解放区有1200多名，每月最多收到来稿2000多件，不少分局、区党委、地委和县委的领导干部还亲自动手给我们写稿。”
毛泽东谈到《晋绥日报》的具体情况时，肯定地说：“你们的报纸去年6月地委书记会议以后，有很大进步。内容丰富，尖锐泼辣，有朝气，反映了伟大的群众斗争，为群众讲话，我很愿意看他，但是从今年1月以后就不够泼辣，材料也少了，使人不大想看。”
听了此话，常芝青十分惊讶。毛主席每天在陕北转战，胸中自有百万雄兵，指挥着全国的解放战争，万里戎机，戎马倥偬，依然关注着《晋绥日报》，这是多么巨大的关怀！同时，他的分析又是那么的洞悉表里，透彻清晰啊。
常芝青还简明扼要地向毛泽东汇报了报社最近总结整顿工作的情况。毛泽东微笑着说：“你们做得很认真，有成绩，也难免有缺点。你们采用编者按语的形式很好，但有时把话说得太满了，把弓弦拉得太紧了。拉得太紧，弓弦就会断。古人说‘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现在‘弛’一下，同志们会清醒过来。”毛泽东说着站起来，走到屋子中央，摆出拉弓射箭的架势说：“‘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就如同射箭，有张有弛才能把箭射出去，射中靶子，有张无弛，射不出箭去，还会把弓弦拉断。”随后还谈到改正报纸上错别字和表述不明确及吞吞吐吐等问题。
这次谈话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临别时，常芝青鼓足勇气，请求毛泽东为报纸题写报头并题词。毛泽东爽快地答应了。
这次谈话，毛泽东对党报的任务和作用，党报工作的原则、立场和办报路线以及应该具有的战斗风格，党报队伍的建设等一系列基本问题，都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后来，这次谈话被编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即著名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 毛泽东对常芝青印象良好，征求民主党派的意见后，中央决定让他接办《光明日报》
1954年6月，中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西南行政委员会定于10月前结束工作。《新华日报》作为大区一级的报纸，也完成其历史使命，行将终刊。作为报社社长兼西南行政委员会新闻出版局局长的常芝青站在报社门前恋恋不舍，4年零8个月的峥嵘岁月，他对《新华日报》倾注了全部心血，进一步形成自己的办报思想和风格。如果说常芝青的办报思想在《晋绥日报》时期已具雏形的话，那么经过这一时期的实践就已基本成型。
10月2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找常芝青谈话，中央决定派他接办《光明日报》，担任总编辑兼党组书记（民盟盟员、原《光明日报》总编辑邵宗汉调外交部）。中央作出这样的调整，是为了加强党对《光明日报》的领导，进一步调整办报方针和改进工作作风。胡乔木对他说：“芝青同志，不要有什么忧虑，毛主席对你的印象很好，让周总理亲自去征求民主党派的意见，并给《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及社委会有关负责人打了招呼，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领导对你的评价也很高。”还谈到对改进《光明日报》工作的一些看法，对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要团结，但绝对不能忘记改造，忘记批评。胡乔木的话，常芝青自然能掂出其分量。《光明日报》是各民主党派联合主办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群，除刊登国内外重大新闻外，着重宣传报道文教界的动态、成绩和经验，也是科学和学术研究的一块重要园地。特别是在毛泽东的支持下，这一年山东的两个“小人物”李希凡、蓝翎在《光明日报》发表《评〈红楼梦研究〉》一文，在全国学术界影响很大。
常芝青是1954年10月26日到《光明日报》就任的。报社工作人员多是旧知识分子、前清和民国接收过来的老报人以及各民主党派成员，人员构成复杂，政治思想觉悟和业务水平参差不齐。在旧中国当过大小报纸总编辑的就有十几人。整个报社共有职工322人，编辑部业务人员130人，其中编辑记者84人，而共产党员仅有8人。3个月后，中央从全国各地抽调了一批共产党员、新闻骨干充实到报社各个编辑组。常芝青深知，办好这份报纸必须认真处理好知识分子的问题。他遵照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反复在各部主任会议上强调调动大家的工作积极性。他还大胆抓了报纸的改革创新。从1955年1月1日起，率先将《光明日报》稿件的文字由竖排改为横排，这项工作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这是我国报纸编排形式的重大改革，在中国报业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1957年3月6日，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开幕，常芝青参加会议。会议期间3次见到毛泽东。特别是3月10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部分新闻出版界代表，常芝青十分高兴。自1948年4月2日在《晋绥日报》时的那次接见已过去9年，国家以至个人命运的变化，顷刻间一股脑地涌上心头，思如潮涌，感慨万端。当天下午他乘车来到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等人早已在门口等候并同大家一一握手。当介绍到常芝青时，毛泽东一下子认出了他，微笑着说：“我们是老相识了，你就是《晋绥日报》的那位总编辑哟！”想到毛泽东居然还记得他，他心中顿生一种难以言语的温暖和激动。
座谈会上，毛泽东赞扬了《文汇报》《新民晚报》和《光明日报》。没想到的是当会议进行了两个小时，毛泽东不经意地对他脱口而出：“你不是共产党员吗？”他欠了欠身说：“我当然是共产党员！”毛泽东说道：“《光明日报》是民主党派的报纸，共产党替民主党派办报，他们还不乐意呢！你撤出来吧，找一个民主人士去当总编辑。”他本想解释，却始终未说出口，在他看来党中央的决定必须坚决服从。
出任《大公报》党组书记兼总编辑，毛泽东批准创办《经济评论》周刊
1958年8月13日，陆定一约见常芝青和《大公报》社长王芸生，通报了中央调常芝青到《大公报》担任党组书记、副社长兼总编辑的决定。常芝青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陆定一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老同志没什么，我知道你不情愿离开《光明日报》，这也是中央的无奈之举。”接着说，《大公报》是由公私合营改为的国营报纸，其宣传以财政经济贸易为重点。还交代了办好《大公报》的一些想法。
8月15日，常芝青到《大公报》正式上任，开始了新的工作。工作两个月后，他发现《大公报》在办报思想、办报方法和编采人员素质方面存在严重问题。
他着手端正办报的指导思想，制定编辑方针及宣传报道的具体方向和内容，还大胆进行版面改革。由于办出了特色，得到全国许多读者的赞许，中央有关部门领导也给予高度评价。有一次，常芝青向分管财贸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汇报工作，李先念说：“毛主席还经常看你们的《大公报》，比较喜欢经济论文。”还建议将每周分散刊出的经济论文改为周刊，每周出一本。这个建议与常芝青的想法不谋而合，他原本打算每周在报纸上集中搞一次专刊，选登经济论文。
经此鼓励，常芝青立即召开报社党组和编委会议，决定创办《经济评论》周刊，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他亲自出面，组织和约请相关单位专家组成《经济评论》编委会，负责筹备工作和创刊后的编审业务。1964年3月10日，他起草请示报告呈送李先念，3月14日，李先念同意后呈报毛泽东，3月21日获得毛泽东批准。3月27日，《经济评论》周刊正式创刊。当年的《大公报》副总编辑孔昭恺回忆起这段历史，不无自豪地感慨道：“在芝青同志的领导下，《大公报》是有成绩的，毛主席亲自批示在《大公报》出版《经济评论》，那是《大公报》的光荣。”
毛泽东亲自点将，出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兼党委第二书记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通知》 （简称“五一六通知”）发出后，“文化大革命”迅速蔓延全国。思想宣传战线首当其冲，常芝青毫无思想准备，但凭着长期的政治斗争经验，以一种接受考验、自我解剖的心情，迎接这场风暴。面对各种各样的冲击，他处境十分窘迫，但始终坚持为群众办报的思想，顽强而艰难地工作着，表现了一名共产党员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和高贵品质。
9月10日，《大公报》被迫停刊。9月中旬，经毛泽东亲自点将，中央决定调常芝青到《人民日报》任副总编辑兼党委第二书记。对此他不知所措，从内心不愿意去。因为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况很复杂，去了也不好开展工作。然而，这是毛泽东点将和党中央的决定，他只能坚决服从。他上任后像往常那样任劳任怨、尽职尽责地开展工作。在《人民日报》的三四个月里，他主抓具体的版面工作，整日如履薄冰，一刻也不敢懈怠。
“一月风暴”后，全国掀起造反派全面夺权的浪潮，他也受到批斗，虽身处逆境但对党和共产主义的事业充满信心。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这是谁也剥夺不了的，我还要为党的事业而奋斗。”这些话是他内心深处对党忠诚的写照，表达了对党的事业坚定不移的信念。
1976年9月，他从广播里听到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后，脑海里一片空白，晕厥过去，大约过了10分钟，才在家人的抚慰之下缓过劲儿来，眼里噙满泪水。
回顾常芝青的一生，他从事党的新闻事业，曾与毛泽东有过多次会面，亲耳聆听伟人教诲。毛泽东教导他办报讲党性，坚持把握坚定的政治方向，坚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为群众办报和依靠群众办报的方针和方法，坚持報纸要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坚持每一个字“要对人民负责，对社会负责”的革命精神。他牢记党的使命和毛主席的教导，终生为中国的新闻事业而努力奋斗。
（责编 王燕萍）
本文就讲讲常芝青因工作关系，与毛泽东多次交往的故事。
毛泽东赞扬《晋绥日报》内容丰富，尖锐泼辣，有朝气
1948年春，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解放区迅速扩大，老区半老区的土地改革也即将完成。为争取全国解放，转战陕北并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和军委机关，由陕北向河北平山县转移。3月26日，到达晋绥分局和晋绥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山西兴县蔡家崖。
4月1日，毛泽东在蔡家崖召开的晋绥干部会议上，肯定了抗战时期晋绥党组织的指导方针、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还肯定了晋绥党组织对土改工作中纠正“左”倾偏向的成绩，特别是就全国革命形势和党的工作作了精辟分析，郑重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以及党在土地革命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为晋绥和全党指明了前进方向。
4月2日，毛泽东应晋绥分局领导和《晋绥日报》总编辑常芝青的请求，在蔡家崖晋绥军区司令部大院的南平房接见报社编辑人员。这天，在常芝青的带领下，阮迪民、李超、张友、杨效农、田允中、李蔚然、胡正、陈蝉鸣、鲁石、胡也、苏光、纪希晨、王雷行、江涛、高丽生、甘惜分、水江、宋萍、董泯敌等20余名编辑记者，大清早就从报社驻地高家村奔赴蔡家崖，静静地坐在接见室等待着即将到来的幸福时刻。
大约10点钟，毛泽东一行来到接见室，陪同的有贺龙、陆定一和张子意等领导人。毛泽东满面红光，精力充沛，头戴灰色毡帽，身着褪色的灰棉軍服，脖子上围一条羊毛围巾，脚穿一双深灰布棉鞋。毛泽东宽大温厚的手，紧紧握着常芝青的手说：“芝青同志，听说你是大学新闻系毕业生，看来很有点学问，有点马列主义嘛！”毛泽东风趣的话语驱散了常芝青紧张拘束的情绪。常芝青向毛泽东逐一介绍参加接见的编辑、记者。当介绍到阮迪民时，毛泽东打趣地说：“好啊，是梁山泊阮氏兄弟的阮吧！”大家笑了。当介绍到张友时，毛泽东问：“是弓长张，还是立早章？”张友忙答：“主席，是弓长张。”当介绍到高丽生和水江时，毛泽东开玩笑说：“高丽人参，高级补品！水江同志，你还是江里的水，你可不缺水，你的水太多了！”几句话，消除了现场的紧张气氛。
随后，毛泽东在东窗前落座，贺龙、陆定一、张子意、周文、常芝青坐在屋子中间，面向毛泽东。纪希晨坐在毛泽东左侧，拿着笔记本准备记录。其他同志按顺序坐在西墙和北墙边，毛泽东声音洪亮地说：“办报，你们是先生，我是学生，先生不了解学生，对学生不会出题目嘛！”这时，常芝青把早已准备好的清单呈上去，毛泽东认真地看起来：“好啊，你们一共提出了6个问题，我们大家共同探讨吧！”
毛泽东首先谈到在报刊上宣传党的政策的问题：“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有关政策的问题，一般地都应当在党的报纸上或者刊物上进行宣传。”接着，他就报纸的作用和任务从理论上作了阐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奋斗。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
当看到常芝青提出的“关于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问题”时，毛泽东提出，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本上要从思想上进行群众路线的教育，同时也要教给同志们许多具体办法，就是要充分地利用报纸。办好报纸，把报纸办得引人入胜，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这是党的工作中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他指着在场众人说：“同志们啊，你们的工作，就是教育群众，让群众知道自己的利益、任务和党的方针政策，这样报纸才能办好，才能有生气，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
毛泽东问：“你们报社有多少通讯员，每天能接到多少来稿和来信？”常芝青连忙汇报：“报社在各地设有专职通讯干事，全解放区有1200多名，每月最多收到来稿2000多件，不少分局、区党委、地委和县委的领导干部还亲自动手给我们写稿。”
毛泽东谈到《晋绥日报》的具体情况时，肯定地说：“你们的报纸去年6月地委书记会议以后，有很大进步。内容丰富，尖锐泼辣，有朝气，反映了伟大的群众斗争，为群众讲话，我很愿意看他，但是从今年1月以后就不够泼辣，材料也少了，使人不大想看。”
听了此话，常芝青十分惊讶。毛主席每天在陕北转战，胸中自有百万雄兵，指挥着全国的解放战争，万里戎机，戎马倥偬，依然关注着《晋绥日报》，这是多么巨大的关怀！同时，他的分析又是那么的洞悉表里，透彻清晰啊。
常芝青还简明扼要地向毛泽东汇报了报社最近总结整顿工作的情况。毛泽东微笑着说：“你们做得很认真，有成绩，也难免有缺点。你们采用编者按语的形式很好，但有时把话说得太满了，把弓弦拉得太紧了。拉得太紧，弓弦就会断。古人说‘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现在‘弛’一下，同志们会清醒过来。”毛泽东说着站起来，走到屋子中央，摆出拉弓射箭的架势说：“‘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就如同射箭，有张有弛才能把箭射出去，射中靶子，有张无弛，射不出箭去，还会把弓弦拉断。”随后还谈到改正报纸上错别字和表述不明确及吞吞吐吐等问题。
这次谈话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临别时，常芝青鼓足勇气，请求毛泽东为报纸题写报头并题词。毛泽东爽快地答应了。
这次谈话，毛泽东对党报的任务和作用，党报工作的原则、立场和办报路线以及应该具有的战斗风格，党报队伍的建设等一系列基本问题，都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后来，这次谈话被编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即著名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 毛泽东对常芝青印象良好，征求民主党派的意见后，中央决定让他接办《光明日报》
1954年6月，中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西南行政委员会定于10月前结束工作。《新华日报》作为大区一级的报纸，也完成其历史使命，行将终刊。作为报社社长兼西南行政委员会新闻出版局局长的常芝青站在报社门前恋恋不舍，4年零8个月的峥嵘岁月，他对《新华日报》倾注了全部心血，进一步形成自己的办报思想和风格。如果说常芝青的办报思想在《晋绥日报》时期已具雏形的话，那么经过这一时期的实践就已基本成型。
10月2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找常芝青谈话，中央决定派他接办《光明日报》，担任总编辑兼党组书记（民盟盟员、原《光明日报》总编辑邵宗汉调外交部）。中央作出这样的调整，是为了加强党对《光明日报》的领导，进一步调整办报方针和改进工作作风。胡乔木对他说：“芝青同志，不要有什么忧虑，毛主席对你的印象很好，让周总理亲自去征求民主党派的意见，并给《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及社委会有关负责人打了招呼，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领导对你的评价也很高。”还谈到对改进《光明日报》工作的一些看法，对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要团结，但绝对不能忘记改造，忘记批评。胡乔木的话，常芝青自然能掂出其分量。《光明日报》是各民主党派联合主办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群，除刊登国内外重大新闻外，着重宣传报道文教界的动态、成绩和经验，也是科学和学术研究的一块重要园地。特别是在毛泽东的支持下，这一年山东的两个“小人物”李希凡、蓝翎在《光明日报》发表《评〈红楼梦研究〉》一文，在全国学术界影响很大。
常芝青是1954年10月26日到《光明日报》就任的。报社工作人员多是旧知识分子、前清和民国接收过来的老报人以及各民主党派成员，人员构成复杂，政治思想觉悟和业务水平参差不齐。在旧中国当过大小报纸总编辑的就有十几人。整个报社共有职工322人，编辑部业务人员130人，其中编辑记者84人，而共产党员仅有8人。3个月后，中央从全国各地抽调了一批共产党员、新闻骨干充实到报社各个编辑组。常芝青深知，办好这份报纸必须认真处理好知识分子的问题。他遵照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反复在各部主任会议上强调调动大家的工作积极性。他还大胆抓了报纸的改革创新。从1955年1月1日起，率先将《光明日报》稿件的文字由竖排改为横排，这项工作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这是我国报纸编排形式的重大改革，在中国报业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1957年3月6日，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开幕，常芝青参加会议。会议期间3次见到毛泽东。特别是3月10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部分新闻出版界代表，常芝青十分高兴。自1948年4月2日在《晋绥日报》时的那次接见已过去9年，国家以至个人命运的变化，顷刻间一股脑地涌上心头，思如潮涌，感慨万端。当天下午他乘车来到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等人早已在门口等候并同大家一一握手。当介绍到常芝青时，毛泽东一下子认出了他，微笑着说：“我们是老相识了，你就是《晋绥日报》的那位总编辑哟！”想到毛泽东居然还记得他，他心中顿生一种难以言语的温暖和激动。
座谈会上，毛泽东赞扬了《文汇报》《新民晚报》和《光明日报》。没想到的是当会议进行了两个小时，毛泽东不经意地对他脱口而出：“你不是共产党员吗？”他欠了欠身说：“我当然是共产党员！”毛泽东说道：“《光明日报》是民主党派的报纸，共产党替民主党派办报，他们还不乐意呢！你撤出来吧，找一个民主人士去当总编辑。”他本想解释，却始终未说出口，在他看来党中央的决定必须坚决服从。
出任《大公报》党组书记兼总编辑，毛泽东批准创办《经济评论》周刊
1958年8月13日，陆定一约见常芝青和《大公报》社长王芸生，通报了中央调常芝青到《大公报》担任党组书记、副社长兼总编辑的决定。常芝青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陆定一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老同志没什么，我知道你不情愿离开《光明日报》，这也是中央的无奈之举。”接着说，《大公报》是由公私合营改为的国营报纸，其宣传以财政经济贸易为重点。还交代了办好《大公报》的一些想法。
8月15日，常芝青到《大公报》正式上任，开始了新的工作。工作两个月后，他发现《大公报》在办报思想、办报方法和编采人员素质方面存在严重问题。
他着手端正办报的指导思想，制定编辑方针及宣传报道的具体方向和内容，还大胆进行版面改革。由于办出了特色，得到全国许多读者的赞许，中央有关部门领导也给予高度评价。有一次，常芝青向分管财贸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汇报工作，李先念说：“毛主席还经常看你们的《大公报》，比较喜欢经济论文。”还建议将每周分散刊出的经济论文改为周刊，每周出一本。这个建议与常芝青的想法不谋而合，他原本打算每周在报纸上集中搞一次专刊，选登经济论文。
经此鼓励，常芝青立即召开报社党组和编委会议，决定创办《经济评论》周刊，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他亲自出面，组织和约请相关单位专家组成《经济评论》编委会，负责筹备工作和创刊后的编审业务。1964年3月10日，他起草请示报告呈送李先念，3月14日，李先念同意后呈报毛泽东，3月21日获得毛泽东批准。3月27日，《经济评论》周刊正式创刊。当年的《大公报》副总编辑孔昭恺回忆起这段历史，不无自豪地感慨道：“在芝青同志的领导下，《大公报》是有成绩的，毛主席亲自批示在《大公报》出版《经济评论》，那是《大公报》的光荣。”
毛泽东亲自点将，出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兼党委第二书记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通知》 （简称“五一六通知”）发出后，“文化大革命”迅速蔓延全国。思想宣传战线首当其冲，常芝青毫无思想准备，但凭着长期的政治斗争经验，以一种接受考验、自我解剖的心情，迎接这场风暴。面对各种各样的冲击，他处境十分窘迫，但始终坚持为群众办报的思想，顽强而艰难地工作着，表现了一名共产党员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和高贵品质。
9月10日，《大公报》被迫停刊。9月中旬，经毛泽东亲自点将，中央决定调常芝青到《人民日报》任副总编辑兼党委第二书记。对此他不知所措，从内心不愿意去。因为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况很复杂，去了也不好开展工作。然而，这是毛泽东点将和党中央的决定，他只能坚决服从。他上任后像往常那样任劳任怨、尽职尽责地开展工作。在《人民日报》的三四个月里，他主抓具体的版面工作，整日如履薄冰，一刻也不敢懈怠。
“一月风暴”后，全国掀起造反派全面夺权的浪潮，他也受到批斗，虽身处逆境但对党和共产主义的事业充满信心。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这是谁也剥夺不了的，我还要为党的事业而奋斗。”这些话是他内心深处对党忠诚的写照，表达了对党的事业坚定不移的信念。
1976年9月，他从广播里听到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后，脑海里一片空白，晕厥过去，大约过了10分钟，才在家人的抚慰之下缓过劲儿来，眼里噙满泪水。
回顾常芝青的一生，他从事党的新闻事业，曾与毛泽东有过多次会面，亲耳聆听伟人教诲。毛泽东教导他办报讲党性，坚持把握坚定的政治方向，坚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为群众办报和依靠群众办报的方针和方法，坚持報纸要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坚持每一个字“要对人民负责，对社会负责”的革命精神。他牢记党的使命和毛主席的教导，终生为中国的新闻事业而努力奋斗。
（责编 王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