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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张后觉北方王门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主张“现成良知说”，对王阳明心学中“良知”说有了进一步发展。在学问方面主张“学问易简”，强调易简才是学问之根源。事事物物单讲一个“良”字，无论是学问还是其他，只需从内心处下功夫即皆有成。
【关键词】：张后觉；良知；学问易简；正感正念
张后觉（1503—1589），字志仁，号弘山，山东茌平人。早岁，先后受业于颜中溪、徐波石，学习阳明良知之学，身体力践，学问大增。后来，张后觉以贡生身份授华阴训导，仕终华阴教谕。张后觉为官期间，处事深得民心。任华阴教谕期间，“会地大震，人多倾压死，上官令署县事，救灾扶伤，人胥悦服。及致仕归，士民泣送载道。” 其论学曰“良即是知，知即是良，良外无知，知外无良”，主张现成良知说。
在学问上，张后觉主张“学问易简”，做学问不在于多，而在于易简，“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此处“易简”之意，大概就是做学问需要专心致志，功夫精一，而不是过于庞杂。多杂无益，而易简才是学问之根源。
张后觉自觉交友不广，于是北走京师，南游江左，讲学之务，事必躬亲，其门人弟子遍布各地。东昌知府罗汝芳、提学副使邹善很是尊崇阳明心学，因此为先生两建书院，一名愿学书院，一名见泰书院。张后觉便据此处聚徒讲学，一时之间，士人云集。“凡吏于其土及道经茌平者，莫不造庐问业。巡抚李世达两诣山居，病不能为礼，乃促席剧谈，饱蔬食而去。”
张后觉平生不做诗，不参禅，不事著述，其主要学术思想和问答语录由其弟子孟秋、赵维新等人整理而成。
张后觉、孟秋和赵维新作为心学在北方传播的重要人物，对北方王学的继承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万历四十六年（1618），张后觉的《弘山集》，孟秋的《孟我疆集》，以及赵维新的《感述录》、《感述续录》等编纂为《茌邑三先生合刻》刊行于世。在《茌邑三先生合刻》多次重梓后，人们便对此三位学者以“茌邑三先生”合而成之，以示敬仰之情。
（一）良知说
“良知”说是王阳明心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与程朱理学强调存天理，灭人欲不同，王阳明心学强调，“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晚年王阳明提出“致良知”学说，将王阳明心学引向了不同派别的分化。张后觉师承颜中溪等人，继承了其师现成良知说，但又对其进行了发展。张后觉心学思想，用“良”代替“良知”。“近时只体验出个良字，觉得此字最妙，只说一良字，再不消说一知字，说良而知自在其中矣。人能体此良字，自然本体灵明，日觉有益”。可见，在张后觉的心学思想里，“良知”二字的含义已然被提升为“良”字，对其的理解也产生了不同。对事物无偏向之心是“良”，无欲无念是“良”，贤贤是“良”，尊德性、道学问也是“良”。单是这一个“良”字，就囊括了万事万物。在与邹颖泉的会谈之中，张后觉说道：“某近觉得良字甚为有力，透得此处，真是作圣之基。外此言知，不是真知，外此言能，不是真能，此本然之善也，生而有者也。知則天知，能则天能。天心不假人力，复之者复此者也。故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在这段话里，张后觉认为“良”是成圣成贤的根基，在此之外言其他之物都是不能够成功的。而且“良”是天成的，丝毫不假外力，是人心原来自然的本体，是圣人贤者的“赤子之心”。“这个良字，是我天然自有本体，无有分毫人为的意思。若有一毫人为，纵所为当也算不得良能。”
“良”是心之本体，人人都有，“只以此良應将去，就是圣学”。存天理，灭人欲也只需要在这个“良”上用工夫即可。时间久了，天理自存，人欲自去。若是有心存天理，去人欲，亦无需刻意为之，存天理，去人欲本来就是一件事情，天理在，人欲自然去了。在张后觉看来，“阳明先生教人，如猫伺鼠，如鸡伏卵，我则以为不然，只体一良字，何等省力，此是捷径工夫，圣学之要”。
张后觉只提“良”字，不提“良知”二字，但是并没有将“知”字完全抛离，而是“良知二字不可分，良就是知，知就是良，良外无知，知外无良，须要识得只是一个。”“良”与“知”实是不可分的，只提“良”字，“知”也蕴含其中。
（二）学问易简
在学问上，张后觉主张做学问讲究“易简”功夫，圣学只在易简而不在多学。曾有弟子问求学易简事变恐怕应变不及如何？在张后觉看来乾坤至易至简却能知险知阻，天地万物多少繁细之物也都是一个“简”字得来而已。人若是真能够得一“易简”，那尧舜可成之事，便都能够成功。虽然张后觉曾在东昌一带进行讲学，但是他却认为，学问的真谛不在于讲学，为学只要真心就好。“为学只要真心，心有不真，终日讲学还是假的，不谓之闻道。”因此，学问也贵在执着，“学不在讲说，此心常常如此，再不间歇就是圣人之心。”而圣人之心，在张后觉看来即是“乍见”。就如见孺子入井，恻隐之心人人有之，且这也是真心。但是通常情况下却是不能够保存长久的。因此，若是人们能够体验、保守这份“乍见之心”，便是圣人之心，便是圣学了。
在这里，张后觉强调的是“体验”和“保守”这份赤子之心。这与王阳明所主张的良知人人都有，只需要达到“致”这一工夫，也就是“致良知”又有一些不同。前者是强调“体验”、“保守”，也就是从情感上维护好这份“赤子之心”就足以，而后者强调的却是在行动上的“致知”。这与“为学不要在人为上用工夫，只天机自运而已。天机到了熟处，就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地位”是一致的。
张后觉在阐释学问道理的时候并没有将“学问”二字孤立起来，而是能够将学问、良知、工夫等很好的糅合在一起。张后觉尝说：“圣人学问第一义只论性，不论过；圣人学问只在明上做，不在照上做。”这便将学问与工夫结合在一起，强调做学问的关键也也是不假外力，和良知自成一样，重要的是自己的内心，并不强调工夫的关键性。学问心中有，便一切皆有。他还曾告诉弟子，学问不分动静，因为人心是活的，人心本来就没有不动的时候，因此，动静本是一体，绝无二致。只要人心活着，便没有无感、无念的时候，这样无时无刻不在感念，便就是学问上实实在在的功夫了。“人心原是活的，原无不动时，动而无动便是静。圣人主静，君子慎动，动亦静，静亦动也，只是一个。人心是活的，原无无念时，原无无感是，正感正念，便是实功。”
因张后觉主张现成良知说，因此，在学问也与之“现成”二字相契合。学问遵循“易简”，讲求“正感正应”都没有刻意追求外在的事物，一切都是从简单处开始，在内心处下功夫。如此，便万事万物皆能够有所成就。
张后觉作为北方王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其思想源于王阳明，有所继承又有所发展。张后觉在王阳明“良知”二字上进一步发展，只提“良”字，断不再提“知”字，是王阳明的“良知说”的进一步发展。与其良知的现成相一致，在学问方面，也是强调遵从内心，不刻意讲求外在工夫，这与王阳明强调的“致良知”中“致”的重要性又有所不同。张后觉一生收徒众多，讲学亦盛，因此，其思想学说对于北方地区王学的发展做出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黄宗羲：《明儒学案》，中华书局，2008年。
[2]张后觉：《张弘山集》，齐鲁书社，1995年。
[3]王阳明：《传习录》，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
[4]张廷玉：《明史》，岳麓书社，1995年。
[5]李绂 撰 ，杨朝亮 点校：《陆子学谱》，商务印书馆，2016年。
【关键词】：张后觉；良知；学问易简；正感正念
张后觉（1503—1589），字志仁，号弘山，山东茌平人。早岁，先后受业于颜中溪、徐波石，学习阳明良知之学，身体力践，学问大增。后来，张后觉以贡生身份授华阴训导，仕终华阴教谕。张后觉为官期间，处事深得民心。任华阴教谕期间，“会地大震，人多倾压死，上官令署县事，救灾扶伤，人胥悦服。及致仕归，士民泣送载道。” 其论学曰“良即是知，知即是良，良外无知，知外无良”，主张现成良知说。
在学问上，张后觉主张“学问易简”，做学问不在于多，而在于易简，“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此处“易简”之意，大概就是做学问需要专心致志，功夫精一，而不是过于庞杂。多杂无益，而易简才是学问之根源。
张后觉自觉交友不广，于是北走京师，南游江左，讲学之务，事必躬亲，其门人弟子遍布各地。东昌知府罗汝芳、提学副使邹善很是尊崇阳明心学，因此为先生两建书院，一名愿学书院，一名见泰书院。张后觉便据此处聚徒讲学，一时之间，士人云集。“凡吏于其土及道经茌平者，莫不造庐问业。巡抚李世达两诣山居，病不能为礼，乃促席剧谈，饱蔬食而去。”
张后觉平生不做诗，不参禅，不事著述，其主要学术思想和问答语录由其弟子孟秋、赵维新等人整理而成。
张后觉、孟秋和赵维新作为心学在北方传播的重要人物，对北方王学的继承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万历四十六年（1618），张后觉的《弘山集》，孟秋的《孟我疆集》，以及赵维新的《感述录》、《感述续录》等编纂为《茌邑三先生合刻》刊行于世。在《茌邑三先生合刻》多次重梓后，人们便对此三位学者以“茌邑三先生”合而成之，以示敬仰之情。
（一）良知说
“良知”说是王阳明心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与程朱理学强调存天理，灭人欲不同，王阳明心学强调，“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晚年王阳明提出“致良知”学说，将王阳明心学引向了不同派别的分化。张后觉师承颜中溪等人，继承了其师现成良知说，但又对其进行了发展。张后觉心学思想，用“良”代替“良知”。“近时只体验出个良字，觉得此字最妙，只说一良字，再不消说一知字，说良而知自在其中矣。人能体此良字，自然本体灵明，日觉有益”。可见，在张后觉的心学思想里，“良知”二字的含义已然被提升为“良”字，对其的理解也产生了不同。对事物无偏向之心是“良”，无欲无念是“良”，贤贤是“良”，尊德性、道学问也是“良”。单是这一个“良”字，就囊括了万事万物。在与邹颖泉的会谈之中，张后觉说道：“某近觉得良字甚为有力，透得此处，真是作圣之基。外此言知，不是真知，外此言能，不是真能，此本然之善也，生而有者也。知則天知，能则天能。天心不假人力，复之者复此者也。故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在这段话里，张后觉认为“良”是成圣成贤的根基，在此之外言其他之物都是不能够成功的。而且“良”是天成的，丝毫不假外力，是人心原来自然的本体，是圣人贤者的“赤子之心”。“这个良字，是我天然自有本体，无有分毫人为的意思。若有一毫人为，纵所为当也算不得良能。”
“良”是心之本体，人人都有，“只以此良應将去，就是圣学”。存天理，灭人欲也只需要在这个“良”上用工夫即可。时间久了，天理自存，人欲自去。若是有心存天理，去人欲，亦无需刻意为之，存天理，去人欲本来就是一件事情，天理在，人欲自然去了。在张后觉看来，“阳明先生教人，如猫伺鼠，如鸡伏卵，我则以为不然，只体一良字，何等省力，此是捷径工夫，圣学之要”。
张后觉只提“良”字，不提“良知”二字，但是并没有将“知”字完全抛离，而是“良知二字不可分，良就是知，知就是良，良外无知，知外无良，须要识得只是一个。”“良”与“知”实是不可分的，只提“良”字，“知”也蕴含其中。
（二）学问易简
在学问上，张后觉主张做学问讲究“易简”功夫，圣学只在易简而不在多学。曾有弟子问求学易简事变恐怕应变不及如何？在张后觉看来乾坤至易至简却能知险知阻，天地万物多少繁细之物也都是一个“简”字得来而已。人若是真能够得一“易简”，那尧舜可成之事，便都能够成功。虽然张后觉曾在东昌一带进行讲学，但是他却认为，学问的真谛不在于讲学，为学只要真心就好。“为学只要真心，心有不真，终日讲学还是假的，不谓之闻道。”因此，学问也贵在执着，“学不在讲说，此心常常如此，再不间歇就是圣人之心。”而圣人之心，在张后觉看来即是“乍见”。就如见孺子入井，恻隐之心人人有之，且这也是真心。但是通常情况下却是不能够保存长久的。因此，若是人们能够体验、保守这份“乍见之心”，便是圣人之心，便是圣学了。
在这里，张后觉强调的是“体验”和“保守”这份赤子之心。这与王阳明所主张的良知人人都有，只需要达到“致”这一工夫，也就是“致良知”又有一些不同。前者是强调“体验”、“保守”，也就是从情感上维护好这份“赤子之心”就足以，而后者强调的却是在行动上的“致知”。这与“为学不要在人为上用工夫，只天机自运而已。天机到了熟处，就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地位”是一致的。
张后觉在阐释学问道理的时候并没有将“学问”二字孤立起来，而是能够将学问、良知、工夫等很好的糅合在一起。张后觉尝说：“圣人学问第一义只论性，不论过；圣人学问只在明上做，不在照上做。”这便将学问与工夫结合在一起，强调做学问的关键也也是不假外力，和良知自成一样，重要的是自己的内心，并不强调工夫的关键性。学问心中有，便一切皆有。他还曾告诉弟子，学问不分动静，因为人心是活的，人心本来就没有不动的时候，因此，动静本是一体，绝无二致。只要人心活着，便没有无感、无念的时候，这样无时无刻不在感念，便就是学问上实实在在的功夫了。“人心原是活的，原无不动时，动而无动便是静。圣人主静，君子慎动，动亦静，静亦动也，只是一个。人心是活的，原无无念时，原无无感是，正感正念，便是实功。”
因张后觉主张现成良知说，因此，在学问也与之“现成”二字相契合。学问遵循“易简”，讲求“正感正应”都没有刻意追求外在的事物，一切都是从简单处开始，在内心处下功夫。如此，便万事万物皆能够有所成就。
张后觉作为北方王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其思想源于王阳明，有所继承又有所发展。张后觉在王阳明“良知”二字上进一步发展，只提“良”字，断不再提“知”字，是王阳明的“良知说”的进一步发展。与其良知的现成相一致，在学问方面，也是强调遵从内心，不刻意讲求外在工夫，这与王阳明强调的“致良知”中“致”的重要性又有所不同。张后觉一生收徒众多，讲学亦盛，因此，其思想学说对于北方地区王学的发展做出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黄宗羲：《明儒学案》，中华书局，2008年。
[2]张后觉：《张弘山集》，齐鲁书社，1995年。
[3]王阳明：《传习录》，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
[4]张廷玉：《明史》，岳麓书社，1995年。
[5]李绂 撰 ，杨朝亮 点校：《陆子学谱》，商务印书馆，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