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是人性的确证。
　　敲出上面这个句子的同时，我的脑中便闪现了诗人石玉坤的形象。作为一个在大学期间就频频发表诗歌的早慧才子，作为一位长期坚守语文教学的一线教师，作为一名无论在什么困境中都坚持艺术创作的草根诗人，石玉坤，以他的坚韧、执着和实绩，向我们展示了诗人清瘦外表下那颗纯洁而高贵的灵魂。在当代，在这个雾霾浓重的国度，找到一片风景干净的山水越来越难，发现一颗纯洁而高贵的诗魂更不容易。石玉坤的诗歌像他的名字一样，质地坚硬，纯粹透明，因为，这些诗歌生长在大地上，感受着地母的心跳，吸吮了土地的营养。
　　石玉坤的诗歌，无论什么题材，都遵从诗人内心的规则，不急不厉而又节奏分明。没有断崖瀑布般的气势豪情，却有山间溪流般的跳宕自由。诗人从内心的感动出发，想象的翅膀紧贴地面飞翔，山川纹理清晰可见，花草树木摇曳生长。生活其间的人和万物，秉自然之性，发物类之情，生死歌哭，山水间荡漾着朴素的而又灵动的声音。诗人特别善于把人的活动融于山水之间，寥寥几笔，就把人的精神状态凸现出来，而人和环境的关系又非常协调。人被环境塑造，人又在环境中建立自己的主体形象，并且，读者还能感受到诗中人物那呼之欲出的魂魄，仿佛精神能够挣脱身体的躯壳而独自游走。像《木》《与诗人杨益生登雨山》《环山暴走的人》等莫不如是。诗人关注人的命运，往往是几个简短镜头的拼接，就勾勒出一个人一生命运的起起伏伏。这种白描般的手法，计白当黑，以一当十，简洁高效，留下大量的人生空白供读者填充想象。像《驼婶》《寡妇李》《瞎婆婆》等，每一首都那样令人心酸。诗人写了大量的咏物诗。这些诗歌完全斩断了中国古典咏物诗形象描绘、象征抒情、托物言志的传统脐带，也没有所谓的哲理和寓意，它们凸显的是某一物体诗歌元素的本质，充满了一刹那间美妙的联想和想象，但绝不做惯常的引申和发挥。它们像油画中的静物，没有任何说明，只在光影中敞亮自己的存在，留下被时间冲刷后的真实。但它们多数不仅并不难懂，而且诗意盎然。我想，这是诗人并置了两个看似毫不相干的平行的世界，这两个世界被诗人精神同构，让不在场的世界回到诗歌营造的现实中来。这些诗歌弥漫着“存在论”的气息，可以推想诗人早年接受西方当代存在主义哲学影响，跃过朦胧诗阶段而直接进入当代诗歌腹地的创作历程。
　　石玉坤关注日常生活中的诗意。诗人的教师职业是平淡的，日常生活也是琐碎的。一般人看来，平淡琐碎是诗歌的大敌，但市场经济下的当代生活本质就是平淡琐碎。衡量当下真伪诗人的标志就是如何在平淡琐碎中表现出诗意的光芒。石玉坤的诗心敏感细腻，这倒并不是说他像林黛玉一样观花落泪、见月伤心，也不是说他像孩童那样睁开明亮的眼睛，惊奇地注视花园里的猫、花朵上的蝴蝶、小河里的涟漪，而是说他用成熟的心智灵活驾驭不泯的童心，打破日常生活平淡、琐碎、重复、庸俗、沉闷的外表，构筑起展现诗意生存的精神殿堂。诗人接受日常生活，但又超越日常生活。传统的说法叫心灵的超越，不过我总觉得少了一点物质基础和人格支撑。石玉坤的诗歌固然也可以称作心灵的超越，但这种超越有根有源，脉络分明，没有一点玄幻的气息和自怨自艾的忧伤，倒是到处充满着对于生活的感念、生存的感悟、生命的感怀。诗人的联想和想象，带有泥土的味道、血肉的鲜活、生活的烟火和时代的创痕；但是提纯后的诗句又是那样简练、干净、饱满，从中我们可以读出诗人的抗拒与坚守、深入与超拔、痛苦与自在、泪水与目光。
　　石玉坤是从山野间走进大学走进城市的诗人，童年乡村生活的记忆刻骨铭心。三十年斗转星移，这个国家从自然环境到精神状态、从城乡面貌到体制规则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巨变之中，福祸相依，人性撕裂，不能不给生性正直的诗人创作带来潜移默化，然而又深远巨大的影响。对读《乡槐》和《农业夜》两首诗，就能看到时代变迁给诗人创作留下的灵魂的创伤。
　　村口的那棵槐树要移走了/绿叶翻动去年的鸟鸣/春风里阳光跳跃/洁白的槐花吐出笑容
　　一棵童年的槐树被挖走了/来不及回填的深坑/残根像裸断的骨头/揪痛人心/有人正把它搬运到车上/根紧抱一团乡土/绕缠着几圈草绳
　　一棵乡村的槐树已移栽到城里/进城打工的二蛋、三狗子/一眼就认得/浑身臭汗的兄弟俩/刚从公交车上撵下来/抱着槐树痛哭/就像抱着自己的亲人
　　——《乡槐》
　　也许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有这样的夜晚/水稻站在稻田里/风缓缓拂过/它们谦虚的低垂的头颅/父亲们手持镰刀/站在雪亮的露水深处
　　这个时刻的田野/很容易使我们想起/一把柔软的椅子/农业夜端坐其上/母亲们跪在农事里/用耳朵贴住星光/农业的声音清晰极了/谷粒一样实在金黄
　　这种夜晚与生俱来/是一些幸福的手/从夕阳和泥土里摘取/此刻，正穿过家乡/白色的门廊/向我们缓缓逼近/眼含恩情的光芒
　　——《农业夜》
　　石玉坤创作时的心态应该是平静的，但情感十分浓烈。《乡槐》这里没有轻飘飘的浪漫和唯美，没有自我感伤，只有深入骨头的真实，它揭开了这个时代光鲜外表下血淋淋的伤口，再一次刺痛我们早已见怪不怪的麻木的神经，它像漆黑暗夜里突然射出的一道强光，逼迫我们的眼睛不敢直视。这是一代人的命运，像槐树一样被连根拔起，既脱离了乡土，又融不进城市，在陌生的城市无根地漂泊，茫然面对城市，面对未来。他们丧失了家园，也丧失了尊严，甚至丧失了语言，只有“抱着槐树痛哭”。而他们的上辈，就是《农业夜》里的父亲们母亲们。父母们在露水和星光下劳作，在夕阳和泥土里生活，清贫、辛苦、安然、恬静，对未来有实在的把握，“眼含恩情的光芒”。需要注意的是，这样解读，并不能简单理解成诗人想回到昔日田园牧歌般的生活，而是表现了诗人对当代体制性不公的深切感受和深入思考。石玉坤的这些诗歌，锋芒耀眼而又内敛沉着，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同时又有高度的艺术性，体现了介入现实的深度与强度。
　　形式服务内容。但就诗歌来说，形式往往大于内容，或者说形式就是内容。记不起哪一位先贤曾经说过，内容人人看得见，形式却经常隐遁无形。总体来看，石玉坤的诗歌介于传统与后现代之间，既继承了中国古典诗词的含蓄玲珑，又摆脱了其渐已丧失活力和表现力的修辞格套；既吸收了中外现代诗的构思方式和语言表达，又摒弃了其高度自我、幽暗晦涩的诗风，逐渐形塑了自己明净、雅洁、清澈、意味隽永的诗歌品格。石玉坤诗歌的感人，首先在于形式美，即其诗歌语言的纯净精炼、联想想象的贴切新奇、意象选择的准确有力。但是对于石玉坤这样当代诗人的语言，我们又无法像对待古诗一样寻章摘句，用“炼字”的方式去分析其语言。因为，当代诗歌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就是诗歌本身，语言像水银一样渗透在诗歌形式和内容的所有方面。不过，有眼力的读者能够清晰而深刻地体会到诗人语言的简洁明净，感受到语言那不可思议的魅力魔力。联想是诗歌构思的本质，联想能力决定了诗人的才华。诗人以同名诗歌《从清溪抽出丝绸》命名这本诗集，而这也是诗歌中的一句。在我看来，这样一个句子能够概括一切诗歌创作，即“从生活中提炼诗情”。因此，它几乎成为一种象征。不同的是，从清溪抽出丝绸，是那样的新奇质感，熨帖人心，它连接着形象与抽象，连接着实有与虚无，连接着观察与创造。这样的联想，集中所有的诗歌比比皆是。意象选择得是否恰当准确，不仅影响到诗歌表现力的强弱，也关系到诗歌深层精神意蕴的盈枯。还以《乡槐》为例。粗略看去，把移植的槐树改为樟树、柳树、银杏树、桂花树皆无不可，现实中也以城市移栽樟树最为普遍，但“槐树”在中国人传统观念和深层心理积淀中却拥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家住山西洪洞大槐树”“国槐”“宫槐”“官槐”“媒槐”以及民间大量关于槐树的神话传说，赋予了“槐树”安土重迁、乡情乡音等心理意义，但《乡槐》中所有这些涉及传统与心理的内容都没有在诗句中出现。因此，以当代新诗的形式表现中国风格、中国精神，需要对传统文化有深刻的理解，对新诗理路有正确的把握，并做出艰辛的探索。在这一方面，石玉坤无疑已经找到一把有效的钥匙。在肯定石玉坤诗歌创作普遍高质量的同时，我也想指出他的少数诗歌没能一以贯之，个别诗作形象不够鲜明有力，意象突兀，给读者的想象造成一些障碍，这大约是他在兴奋时快速创作随后又无暇修改打磨的结果。
　　作为艺术家的诗人群体形象，在当代读者的心目中并不高大，有时甚至沦为贬义，被污名化。这与诗人群体的自身修为有关，也与大量诗歌脱离生活、脱离现实、脱离读者，而一味以自我为中心，自说自话，自我标榜，圈子创作的鸵鸟心态有关。当然，还与当代文化转型，需要大众审美习惯改变、审美能力提高有关。在不太适合诗歌这株植物生长的工业城市，石玉坤工作生活了30年。他坚守诗歌这块阵地，坚守内心的诗歌原则，成果累累。我最看重的是他明澈干净的语言及其背后那颗晶莹透亮、没受污染的原初的诗心。保持这样一颗纯洁的诗心，好诗才能源源不断地从他的笔尖汩汩流出。诗歌带给他清贫、寂寞，也带给他内心的平静、自由、充盈和人性的纯粹、高贵、完整。
　　责任编辑 何冰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