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由部落向国家的历史进程,伴随着战争征服与被环境征服的角色转换,呈现出野蛮与文明的冲突,民族与文化相互渗透的复杂与多面性。奠都盛京意味着满洲统治者经受了对征服地区在政治治理与文化环境适应上的巨大考验。这一过程中他们实现了自身由渔猎而农耕的转变。努尔哈赤执政的文化倾向性着重于满蒙一体的民族认同上,并以此作为其建立政治共同体的基本原则。而皇太极的改变,则意味着进入辽沈后的满洲已经不同程度上汲取了汉人包括朝鲜的儒家文化、蒙古的游牧文化等,形成了多元的混合型文化,而非仅仅保持了其自身的民族特性,尽管这种转向带有一定的被迫性。因此,研究满洲奠都盛京所发生的变化,将会帮助我们找回满洲完成自身转变的历史记忆。研究的过程,考古与文献的"二重证据法"会提高历史的清晰度。"内陆亚洲"转向或者"政治形态中非汉族因素"的提出,也许能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思考"中国"的意义,却并不等于,"新清史"所强调的"内陆亚洲因素"足以成为左右清朝"大一统"政治及文化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