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第二部电影产品《箭士柳白猿》何时上映？”
　　“不知道，没人愿意发行！”
　　“为何？”
　　“说演员都没名气。”
　　“他们不看你的产品吗？”
　　“他们在乎演员的名气，并借此来判断市场。我300万小投资的电影，做好发行的话，他们要投入500多万，他们不愿意冒险。这就是现实。”
　　我的心咯噔一声，放下酒杯。徐皓峰淡然地说，他在筹拍第三部电影作品。我说，你所有的作品我都喜欢，我建议编辑部同事都认真看看，尤其是你的新作《武士会》，它们带给我震撼和思索。汪若涵说，这是真的。他腼腆地笑了笑。在我们岔开话题前，我跟他分享了法国画家安格尔的一段日记：“我作画至今日（1821年4月20日），许多作品都不比别人的差，或许可说是全神贯注地完成的，但从来没有因追逐金钱而迫使我粗制滥造，由于我对待自己的作品过于精心，往往完成后在构思上不符合时代精神。最后，我终于明白我的作品被敌对者视为最大的缺陷，原来在于我的作品不像他们。”又举起一杯，饮下。
　　酒后，走在大街上，仰望看不到星星的星空，我吐了一口浊气。“这就是现实”，的确，而且我们都认为这很正常。那些对自己产品忠诚的人，总会被扣上“不接地气”的帽子，我们整个社会文化是成功学文化，不是创新型文化，很多创新产品出来根本没法到达用户。但也就是当我们把这当正常的时候，一切都变得没有想象力，也让一切都变得乏味和无聊。我找不到反驳外媒的说辞：“在当今的中国经济中，企业家精神就是对其他地区发明创造的标准产品进行生产、营销和售卖。这就是中国至今研制不出iPhone和iPad这样的了不起的产品，且在全球经济中没有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原因所在。”
　　我想说他们胡扯，但一时失语。那个夜晚回到家里，我想起不久前跟普涞经纪公司创始人陈戈的一次聊天。他说，宁浩拍《疯狂的石头》前是他的员工，他看了宁浩在北京电影学院的毕业大戏，知道他是个人才。宁浩想拍电影时，他四处跟人推介说，这人是个天才。但没人投宁浩。“不就是300万吗？我为什么自己没投他？说到底，别人没信这个新人，我也没真信这个没经验的毕业生！”陈戈说，“要是今天，他真看好一个人，一定拿出4亿投一个，每个片子4000万，想好了再拍，一共10部片子，但千万别赶工。10部片子，能都砸吗？”体味着“千万别赶工”，窝在沙发上，我再次翻看起《武士会》里所讲的，“三流人干成一流事，不是手艺好，是他们不赶工”。
　　什么样的商业思维模式，逼得我们如此赶工，到处都是粗制滥造？追求效率的极致，结果什么都过剩了，看起来什么都不缺，其实又什么都缺。
　　难道我们不需要一种新的商业思维模式，能让我们不赶工，能让每个人对自己的产品保持忠诚，能让消费者看到布满星星的天空？
　　吐了一口浊气，总想吸一口清气。拜访瑞鸣唱片创办人叶云川，他说：“你要每月出版啊？今天做什么都得赶。唉！有什么好赶的呢？”他不喜欢赶工，所以没什么出版计划，有他想做的唱片了就认真去做。在国外别人介绍他时，总说他的公司是中国唯一靠自己赚钱的唱片公司。他在北京亚运村租了几十平方米的简陋办公司，算他一共六个人，三个做销售，两个做他的助理。有人想投资他，派了一名专业人士来公司了解情况，扫了一眼办公室后问他：“你觉得自己公司值多少钱？”“2000多万吧！”结果出现这样的画面：一个一脸诧异，一个一脸无辜。他理解对方的诧异，“这是两种不同的商业思维模式，看到的价值是不一样的”。有没有投资，他不太在意，他在意的是“用心做音乐”。他送我关栋天的《短歌行》，说这是他做音乐10年的毕业产品。
　　回来聆听，“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半歌半啸，亦放达亦性灵，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与音乐的完美结合。我体会到2013.06 他们的用心，也仿若看到了一颗星星在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