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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卡·王尔德、特鲁门·卡波特、田纳西·威廉姆斯和艾伦·金斯堡的书挤在一个书架上，旁边一个书架则展示着西班牙网球明星纳达尔、英国足球明星贝克汉姆的最新传记，两个容貌俊美的店员在柜台后轻声交谈，收银台前摆着一些彩虹色的钥匙圈和书签，我这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我走进的是一家男同性恋主题书店。
虽然早已知道位于巴黎塞纳河右岸的玛莱区（Marais）是宗教人士、艺术家、犹太人和同性恋的聚集之地，拥有号称全世界最大最全的同性恋书店，但是我并没打算来找它们。一方面，我对同性恋书店没有特别的兴趣；另一方面，玛莱区横跨巴黎的第三、第四区，找一家特定店铺并不容易。没想到在街巷中随意穿行，不知不觉就来到了这一家。
我走进书店深处，想看看除了那些同性恋作家的小说和体育明星传记外，这家书店还有些什么书，结果发现墙角处还有一座通向地下的楼梯，楼梯扶手旁边有一条西班牙语和英语警示，告诫读者“楼下内容较为敏感，未成年人请慎重”。
警示是最有效的广告，对书籍来说尤其如此。我走下楼梯，地下这层主要展示各种画册，至于内容，我只能说楼梯扶手上的警告的确不是虚张声势。不过翻看了半天，我还是没挑中一本书，毕竟文字书都是法语的，画册我又有点不好意思。临出门前，英俊的店员还是微笑着说了一句法语，在巴黎我听过这句话不少次，它相当于英语里的“have a nice day”。
走出书店，华灯初上的玛莱区同性恋酒吧前人头攒动，走在路上的大都是男性伴侣，男女同行反而成为异类，就算是在旧金山著名的同性恋区卡斯楚街，我也没见到过这么多男同性恋，他们的样子大都非常普通，极少符合人们对同性恋的程式化形象。我突然想起来，就在几天前，法国刚刚成为了欧洲第九个、全世界第十四个允许同性恋婚姻的国家，说实话，以我对法国人的印象，我还以为他们早就允许了呢。
第二天是一个周日，我按照计划来到了巴黎圣母院。这天正好赶上了礼拜，牧师在讲坛上布道，信徒已经挤满了教堂大厅，游客大都收声屏息，悄悄绕行。走近讲坛我才发现，布道的牧师竟然是一个看起来二十岁都不到的黑人小伙子，我没法评判他讲得如何，但他刚一开口，已经有虔诚的教徒在地上长跪不起。
上帝对于信徒们到底意味着什么？作为一个不信教的人，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但即便我不相信宗教，也听不懂法语，有几次在庄严的弥撒中，我也能够强烈地感到一种来自内心的触动。我想，每个人都会有困惑、担忧甚至绝望的时候，如果你相信有一个上帝，他始终愿意倾听并且原谅，那种感召力在漫长的一生当中，的确难以抗拒。那几天正值戛纳电影节，巴黎的大街小巷都能看到一部参加主竞赛单元影片的海报：《唯神能恕》（Only God Forgives），我喜欢这电影的名字。唯一入围主竞赛单元的中国影片名字叫作《天注定》。
礼拜结束之后，我又排了两小时队登上了巴黎圣母院顶楼。在这里，造型狞厉的滴水兽俯瞰着整座城市，尽管这天天气阴沉，我还是能看到巴黎全城各个方向都有挥舞着蓝色和红色旗帜的游行队伍在穿行，即使从高空也能看得出声势浩大。
从巴黎圣母院向左岸方向走去，不时遇到荷枪实弹的防暴警察在路边，路上也零零散散碰到了一些拿着法国国旗和蓝色旗帜的路人，他们大都拖家带口，还有的推着婴儿车，就像要去游览迪士尼乐园，好奇心驱使我跟着人流一起往前走。
随着人流我来到了荣军院广场，这里看起来聚集着两三万人，遥远的前方搭着一个临时讲台，一位女士正在情绪激昂地发表演讲，人群不断发出欢呼和口号声，偶尔还会点燃散发橙黄色烟雾的烟火。孩子们纷纷爬上高高的路灯，挥舞着法国三色旗和一种蓝色旗帜，父母们站在一旁，虽然担心但仍然表达着赞许和鼓励，这场景让我想起了在国内刚看过的电影《悲惨世界》，只是不知道这次巴黎人的革命对象是什么。
我问一位志愿者，今天的游行是为了什么？他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告诉我，他们今天来到这里，是为了反对政府关于同性恋的政策，至于是什么政策，他想了一阵子，觉得没法用英语表达出来，便示意我等一等，他去找一个英语更好的同伴来跟我解释。
过了一会儿，一个脸庞圆圆乎乎的法国中年人跟志愿者一起向我走过来，他的英语讲得非常清晰，脸上一直保持微笑：“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是为了反对法国政府允许同性恋婚姻的新法案，以及同性恋婚后可以收养孩子的新政策。”
原来这就是巴黎人的反同性恋婚姻游行，我终于也明白了他们挥舞的旗帜上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和两个孩子所代表的意思，可是我还是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因为一个家庭，就应该是由一个男性和一个女性组成，我们不是反对同性恋行为本身，但是我们反对同性恋的结合。”
“是因为圣经上这么说吗？”在我看来，他的解释跟反对同性恋婚姻口号本身是同义语反复，一个自我循环的封闭逻辑。
“不仅如此，我们认为，一个正常的孩子，就应该出生和成长在一个正常的家庭，”中年人把“正常”这个词说得很重，“家庭就应该是男人、女人和孩子，而不是男人、男人和孩子，或者女人、女人和孩子。”
我还想继续问问中年人如何来定义“正常”，这时，一旁的志愿者说出一句听起来经过反复练习的英文：“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的运动，你可以在这里签个名，同时领取一件纪念T恤。”
我客气地拒绝了。可能看出我有不同的想法，中年人略微有些歉意地解释说：“也许你对同性恋婚姻问题有你的看法，但是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表达我们的主张。”
其实我对于同性恋婚姻的看法算是中性。我是觉得，婚姻，这种连我们异性恋都恨不得抛弃，至少希望彻底改变的社会制度，实在没必要还拼命去争取。但是我又怎能了解同性恋者的境况和诉求，正如我也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些法国普通民众会如此激烈地反对同性恋婚姻，这个国家不是倡导“自由、平等、博爱”么，听上去哪一条都不跟同性恋冲突。
纯粹从感情上来考虑，在圆脸庞的中年人和英俊的同性恋书店店员之间，我也无法由感情决定倾向，他们看起来都十分温和耐心、通情达理。还有那些笑容灿烂的孩子，我不清楚他们是否个个都能理解今天来到这里所反对的内容，也许他们的记忆，更多是跟家人一起度过了一个天气不错的星期天下午。 荣军院广场只是游行聚点之一。回到酒店，我从电视新闻中了解到，这一天，巴黎有超过十五万人走上街头，他们大部分是天主教徒，少数是右翼分子，部分极端右翼分子还跟警察发生了暴力冲突，评论者表示同性恋婚姻法案正在“撕裂法国”，而这还远不是这一轮反对同性恋风暴中最令人震惊的事情。
5月21日，作为法国反同性婚姻合法化的代表人物，78岁高龄的历史学教授多米尼克·瓦内（Dominique Venner）在巴黎圣母院门口开枪自杀。巴黎圣母院为此紧急关闭，驱散了正在游览的1000多位游客，这种事情在巴黎圣母院长达850年的历史上都极其罕见。
巴黎圣母院，自杀，就在前几天？我实在有点无法将这个消息与今天上午在西岱岛见到的那个美丽静谧、充满着宗教圣洁氛围的巴黎圣母院联系起来。瓦内之所以选择在巴黎圣母院自杀，是因为他把这里当作了整个欧洲文化的祭坛。赴死之前，瓦内在自己的博客上留下了遗言：“需要一个新的壮举来唤醒梦游者以及震动麻木的良知，我们正在进入言出必行的新时代。”
不过，我更怀疑，同性恋只是瓦内所反对的那个欧洲中说出来相对更加政治正确的理由。在瓦内的博客里，除了同性恋婚姻，他表达得更多的是对欧洲“绿化”，也就是伊斯兰文化入侵的担忧。看起来同性恋和种族歧视并无直接关联，但回想起来，在荣军院广场成千上万的示威者当中，我几乎没看到一张有色人种的脸孔，而巴黎却是一个随便往周围看一眼都能看到至少三种肤色的地方。
再回想一下，如果让我用一个词来形容游行那天荣军院广场的氛围，我会用骄傲，而不是激动、愤慨、悲痛或者其他任何形容词。无论是正值壮年的父母辈，还是白发苍苍的祖父母辈，甚至不懂事的孩子，他们身上都洋溢着一种强烈的自豪感：我们是最正常的那种法国家庭，我们不歧视其他人，但是我们更加正常。
好在我相信正常也是一个不断改变的观念，正如埃菲尔铁塔和罗浮宫前的玻璃金字塔，最开始都被很多巴黎人视作怪物，慢慢地，它们也被逐渐接受，甚至被当作巴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性恋家庭孕育的孩子，也许刚听起来会有点怪，不过我们异性恋家庭生出来的孩子，不正常的怪物也不少。
也许艺术家就是不为正常而感到骄傲的人。就在巴黎人民大游行这天的晚上，今年的戛纳电影节也揭晓了最后的大奖，金棕榈首次被颁给了一部女同性恋电影《阿黛尔的生活》，它在英文和法文场刊评分中都获得了戛纳历史上的最高评分，超过去年哈内克的《爱》。评委之一李安说，评委会并非为了支持同性恋而选择这部电影，但这部电影实在拍得太好，它所表达的人类情感跨越了性别。而此前呼声最高的《唯神能恕》，由于情节过于暴力而遭遇观众两极分化的评价，最终落选。
三天之后，法国第一对同性恋夫妇在法国南部城市蒙彼利埃举行了合法婚礼。新郎与另一位新郎，分别是蒙彼利埃的同性恋权利活动家Vincent Autin和公务员Bruno Boileau。尽管事先收到了不少威胁，但这场婚礼最终平安举行，支持同性恋婚姻的蒙彼利埃市长Helene Mandroux在婚礼结束后说，这场婚姻不是政治行为，而是爱最终战胜了恨。
虽然早已知道位于巴黎塞纳河右岸的玛莱区（Marais）是宗教人士、艺术家、犹太人和同性恋的聚集之地，拥有号称全世界最大最全的同性恋书店，但是我并没打算来找它们。一方面，我对同性恋书店没有特别的兴趣；另一方面，玛莱区横跨巴黎的第三、第四区，找一家特定店铺并不容易。没想到在街巷中随意穿行，不知不觉就来到了这一家。
我走进书店深处，想看看除了那些同性恋作家的小说和体育明星传记外，这家书店还有些什么书，结果发现墙角处还有一座通向地下的楼梯，楼梯扶手旁边有一条西班牙语和英语警示，告诫读者“楼下内容较为敏感，未成年人请慎重”。
警示是最有效的广告，对书籍来说尤其如此。我走下楼梯，地下这层主要展示各种画册，至于内容，我只能说楼梯扶手上的警告的确不是虚张声势。不过翻看了半天，我还是没挑中一本书，毕竟文字书都是法语的，画册我又有点不好意思。临出门前，英俊的店员还是微笑着说了一句法语，在巴黎我听过这句话不少次，它相当于英语里的“have a nice day”。
走出书店，华灯初上的玛莱区同性恋酒吧前人头攒动，走在路上的大都是男性伴侣，男女同行反而成为异类，就算是在旧金山著名的同性恋区卡斯楚街，我也没见到过这么多男同性恋，他们的样子大都非常普通，极少符合人们对同性恋的程式化形象。我突然想起来，就在几天前，法国刚刚成为了欧洲第九个、全世界第十四个允许同性恋婚姻的国家，说实话，以我对法国人的印象，我还以为他们早就允许了呢。
第二天是一个周日，我按照计划来到了巴黎圣母院。这天正好赶上了礼拜，牧师在讲坛上布道，信徒已经挤满了教堂大厅，游客大都收声屏息，悄悄绕行。走近讲坛我才发现，布道的牧师竟然是一个看起来二十岁都不到的黑人小伙子，我没法评判他讲得如何，但他刚一开口，已经有虔诚的教徒在地上长跪不起。
上帝对于信徒们到底意味着什么？作为一个不信教的人，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但即便我不相信宗教，也听不懂法语，有几次在庄严的弥撒中，我也能够强烈地感到一种来自内心的触动。我想，每个人都会有困惑、担忧甚至绝望的时候，如果你相信有一个上帝，他始终愿意倾听并且原谅，那种感召力在漫长的一生当中，的确难以抗拒。那几天正值戛纳电影节，巴黎的大街小巷都能看到一部参加主竞赛单元影片的海报：《唯神能恕》（Only God Forgives），我喜欢这电影的名字。唯一入围主竞赛单元的中国影片名字叫作《天注定》。
礼拜结束之后，我又排了两小时队登上了巴黎圣母院顶楼。在这里，造型狞厉的滴水兽俯瞰着整座城市，尽管这天天气阴沉，我还是能看到巴黎全城各个方向都有挥舞着蓝色和红色旗帜的游行队伍在穿行，即使从高空也能看得出声势浩大。
从巴黎圣母院向左岸方向走去，不时遇到荷枪实弹的防暴警察在路边，路上也零零散散碰到了一些拿着法国国旗和蓝色旗帜的路人，他们大都拖家带口，还有的推着婴儿车，就像要去游览迪士尼乐园，好奇心驱使我跟着人流一起往前走。
随着人流我来到了荣军院广场，这里看起来聚集着两三万人，遥远的前方搭着一个临时讲台，一位女士正在情绪激昂地发表演讲，人群不断发出欢呼和口号声，偶尔还会点燃散发橙黄色烟雾的烟火。孩子们纷纷爬上高高的路灯，挥舞着法国三色旗和一种蓝色旗帜，父母们站在一旁，虽然担心但仍然表达着赞许和鼓励，这场景让我想起了在国内刚看过的电影《悲惨世界》，只是不知道这次巴黎人的革命对象是什么。
我问一位志愿者，今天的游行是为了什么？他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告诉我，他们今天来到这里，是为了反对政府关于同性恋的政策，至于是什么政策，他想了一阵子，觉得没法用英语表达出来，便示意我等一等，他去找一个英语更好的同伴来跟我解释。
过了一会儿，一个脸庞圆圆乎乎的法国中年人跟志愿者一起向我走过来，他的英语讲得非常清晰，脸上一直保持微笑：“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是为了反对法国政府允许同性恋婚姻的新法案，以及同性恋婚后可以收养孩子的新政策。”
原来这就是巴黎人的反同性恋婚姻游行，我终于也明白了他们挥舞的旗帜上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和两个孩子所代表的意思，可是我还是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因为一个家庭，就应该是由一个男性和一个女性组成，我们不是反对同性恋行为本身，但是我们反对同性恋的结合。”
“是因为圣经上这么说吗？”在我看来，他的解释跟反对同性恋婚姻口号本身是同义语反复，一个自我循环的封闭逻辑。
“不仅如此，我们认为，一个正常的孩子，就应该出生和成长在一个正常的家庭，”中年人把“正常”这个词说得很重，“家庭就应该是男人、女人和孩子，而不是男人、男人和孩子，或者女人、女人和孩子。”
我还想继续问问中年人如何来定义“正常”，这时，一旁的志愿者说出一句听起来经过反复练习的英文：“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的运动，你可以在这里签个名，同时领取一件纪念T恤。”
我客气地拒绝了。可能看出我有不同的想法，中年人略微有些歉意地解释说：“也许你对同性恋婚姻问题有你的看法，但是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表达我们的主张。”
其实我对于同性恋婚姻的看法算是中性。我是觉得，婚姻，这种连我们异性恋都恨不得抛弃，至少希望彻底改变的社会制度，实在没必要还拼命去争取。但是我又怎能了解同性恋者的境况和诉求，正如我也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些法国普通民众会如此激烈地反对同性恋婚姻，这个国家不是倡导“自由、平等、博爱”么，听上去哪一条都不跟同性恋冲突。
纯粹从感情上来考虑，在圆脸庞的中年人和英俊的同性恋书店店员之间，我也无法由感情决定倾向，他们看起来都十分温和耐心、通情达理。还有那些笑容灿烂的孩子，我不清楚他们是否个个都能理解今天来到这里所反对的内容，也许他们的记忆，更多是跟家人一起度过了一个天气不错的星期天下午。 荣军院广场只是游行聚点之一。回到酒店，我从电视新闻中了解到，这一天，巴黎有超过十五万人走上街头，他们大部分是天主教徒，少数是右翼分子，部分极端右翼分子还跟警察发生了暴力冲突，评论者表示同性恋婚姻法案正在“撕裂法国”，而这还远不是这一轮反对同性恋风暴中最令人震惊的事情。
5月21日，作为法国反同性婚姻合法化的代表人物，78岁高龄的历史学教授多米尼克·瓦内（Dominique Venner）在巴黎圣母院门口开枪自杀。巴黎圣母院为此紧急关闭，驱散了正在游览的1000多位游客，这种事情在巴黎圣母院长达850年的历史上都极其罕见。
巴黎圣母院，自杀，就在前几天？我实在有点无法将这个消息与今天上午在西岱岛见到的那个美丽静谧、充满着宗教圣洁氛围的巴黎圣母院联系起来。瓦内之所以选择在巴黎圣母院自杀，是因为他把这里当作了整个欧洲文化的祭坛。赴死之前，瓦内在自己的博客上留下了遗言：“需要一个新的壮举来唤醒梦游者以及震动麻木的良知，我们正在进入言出必行的新时代。”
不过，我更怀疑，同性恋只是瓦内所反对的那个欧洲中说出来相对更加政治正确的理由。在瓦内的博客里，除了同性恋婚姻，他表达得更多的是对欧洲“绿化”，也就是伊斯兰文化入侵的担忧。看起来同性恋和种族歧视并无直接关联，但回想起来，在荣军院广场成千上万的示威者当中，我几乎没看到一张有色人种的脸孔，而巴黎却是一个随便往周围看一眼都能看到至少三种肤色的地方。
再回想一下，如果让我用一个词来形容游行那天荣军院广场的氛围，我会用骄傲，而不是激动、愤慨、悲痛或者其他任何形容词。无论是正值壮年的父母辈，还是白发苍苍的祖父母辈，甚至不懂事的孩子，他们身上都洋溢着一种强烈的自豪感：我们是最正常的那种法国家庭，我们不歧视其他人，但是我们更加正常。
好在我相信正常也是一个不断改变的观念，正如埃菲尔铁塔和罗浮宫前的玻璃金字塔，最开始都被很多巴黎人视作怪物，慢慢地，它们也被逐渐接受，甚至被当作巴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性恋家庭孕育的孩子，也许刚听起来会有点怪，不过我们异性恋家庭生出来的孩子，不正常的怪物也不少。
也许艺术家就是不为正常而感到骄傲的人。就在巴黎人民大游行这天的晚上，今年的戛纳电影节也揭晓了最后的大奖，金棕榈首次被颁给了一部女同性恋电影《阿黛尔的生活》，它在英文和法文场刊评分中都获得了戛纳历史上的最高评分，超过去年哈内克的《爱》。评委之一李安说，评委会并非为了支持同性恋而选择这部电影，但这部电影实在拍得太好，它所表达的人类情感跨越了性别。而此前呼声最高的《唯神能恕》，由于情节过于暴力而遭遇观众两极分化的评价，最终落选。
三天之后，法国第一对同性恋夫妇在法国南部城市蒙彼利埃举行了合法婚礼。新郎与另一位新郎，分别是蒙彼利埃的同性恋权利活动家Vincent Autin和公务员Bruno Boileau。尽管事先收到了不少威胁，但这场婚礼最终平安举行，支持同性恋婚姻的蒙彼利埃市长Helene Mandroux在婚礼结束后说，这场婚姻不是政治行为，而是爱最终战胜了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