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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长乐何许人也？
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以其传媒人和商人的双重智慧，在华人社会构建了一个东西方文化兼济的媒体特区，在将华语电视推向世界的破冰之旅中，成功打造出覆盖亚太、欧美9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传媒品牌，在政策与市场的平衡木上长袖善舞，调和两岸三地华语电视精英，以华人的视点关照世界的变幻。
刘长乐，这个一手缔造凤凰神话的幕后传奇人物，伴随着凤凰卫视“拉近全球华人之间距离”的使命的传播，在全球华人圈内声名鹊起。八年辛苦不寻常。对许多人而言，凤凰在没有路的地方成功杀出一条血路的原因以及神秘老板刘长乐好像一个个巨大的谜团，“凤凰的秘密究竟在哪里？”
传媒人的乐趣
53岁的刘长乐10年从戎、10年握笔、10年“下海”。生意的成功让刘长乐成为一个财富人物，他过人的机智淋漓尽致地体现在对时局的把握和商业手段的运用上；作为一个老媒体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0年的记者经历，使他深谙媒介体系在全球化背景下将要释放的能力和威力，特别是在华语电视媒体领域，刘长乐敏锐地看到了商机，“在英语一统天下的媒体事业中打造出一个华语的天空，我多年的积累正是为了实现这样一个运作。”在市场需求、时代需求和受众需求的背景下，“华语电视媒体不应该是个空白，我们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哪怕仅仅是叹息！”
现在的刘长乐已经渐渐从其他企业的日常行政管理中淡出，而把大部分精力放到了他喜欢的凤凰卫视上。“我很喜欢在凤凰卫视这样的媒体里出力。”他说。凤凰管理层至今还在谈论老板当年的那一段“痴人说梦”：“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梦想。所谓梦一定不能是现实的翻版，它一定是天马行空，但绝不是空浮缥缈。梦，不光是鸟语花香，也会有刀光剑影……我作为老传媒人，就是给一切有识之士提供一个做梦的舞台，给你一个发挥造梦潜能的空间——这，就是凤凰卫视。”
就是这番梦话，把几十个三四十岁的壮年人说得痒痒之极，毅然远离在大陆的妻子儿女到香港创业，过着不是单身的单身生活。而刘长乐也和所有的单身汉一样，他曾利用周末，身挂两部相机，亲自驾车拉大家到郊外去放松。据说这位公司的最高首脑喜摄影、会乐器、爱唱歌，和同伴一起出去玩时，俨然就是一位意气风发的少年郎。
对凤凰，刘长乐撒下了激情，种下了智慧，也播下了技巧。1999年的凤凰卫视正在摆脱初期城市青年台的定位，准备迈向全新的资讯类方向。那时的刘长乐在焦急地观望：新闻是他的理想，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新闻对于中国人的意义，以及对于凤凰卫视中文台未来的重要性。
凤凰卫视由娱乐走向新闻，表面上更像是迫于“形势”。他们最早接触新闻是1997年，那一年，有两件大事改变了世界与中国的格局：邓小平去世，香港回归。2月19日，邓小平去世，此时播放娱乐节目显然不合适，中国人需要更多地了解邓小平去世后海外对中国的看法与立场。刘长乐抓住了这个机会，从当天始至2月26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连续7天用直播方式报道了内地及香港人士悼念邓小平的情况，其正面的评价与客观真实的立场，成为凤凰卫视转型的一个开始。而考虑到7月份的香港回归，刘长乐觉得有越来越多的资讯性的内容需要一个栏目进行包容，于是，《时事直通车》应运而生，这是刘长乐起的名字。在整个六七月份，凤凰卫视在香港回归的报道中出尽风头。此后，“中国可以说不”专题、“‘9·11’美国遇袭”专题、“台湾‘大选’”专题、“伊拉克战争”专题等,愈来愈彰显出凤凰的大台气象和风范。有评论曰：“凤凰卫视在华语世界中正在形成一个完整的资讯传播与评论带，这个评论带显然正改变着中国的新闻格局。”
历史，就这样走来，走过了创业之初边缘媒体的尴尬，上升至华语电视媒体的主流，个中滋味，刘长乐体会最多：“我觉得一个媒体做到了对社会的发展、进步及人们的生活有相当的影响，这种影响你能体察到、感受到，这是一种乐趣。如果你做媒体，别人反对你，没有注意到你，落地无声，那你肯定很痛苦。”
我不是一个冒险家
我曾执着地认为刘长乐是一个冒险家，因为中外传媒大鳄们极力倡导的“冒大险、得大回报”的信条，应该是通用的。可是我这个判断却遭到了刘长乐的极力否定，“我不是一个冒险家，我们做事情都是要经过很精确的考量的，都要靠数字来思索，靠数字来架构和计算。”以他的见解，凤凰卫视的落地是财富积累＋商业经验＋核算能力＋卫星电视的结晶。
刘长乐的军人出身恐怕是他解释自己“不是冒险家”的最佳理由。1970年，已在兰州制药厂某车间当了小头头的刘长乐主动选择入伍。他不避嫌自己是“后门兵”，因为他是一个近视眼，“不走后门当不了兵。”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个后门兵没有选择当时最热门的文艺兵、汽车兵之类，而是去了野战军40军工兵一连。“工兵连每次抢险救灾都在最前面，逢山开道，遇水架桥，这就是工兵。”1975年，24岁的刘长乐是工兵连的排长，他很看重自己的官衔，因为“这代表的是责任。我在救灾中间应该起的作用就不是要保一个人，而是要保一片人，承担着很重要的责任。”当年营口大地震废墟残垣的场面让刘长乐第一次赤裸裸地面对伤亡、面对灾害、面对天崩地裂生与死的考验。转过年来的唐山大地震，刘长乐以工兵连指导员的身份再次参加抢险，刘长乐的母亲回忆儿子当时的情景时说：“瘦得厉害，两手十指的指甲都磨掉一半，指头肚全部结痂。”这段军旅生涯让刘长乐受益良多，从苦难中生存下来仅仅是他的本能反应，以苦为荣、苦中作乐才是他追求的心灵境界。
“不是冒险家”的刘长乐比较喜欢学习哲学，也喜欢当领导。他的逻辑思维比较强，最大的长处就是“周密地思索”。不用说，十载军旅生涯的磨炼极大地增加了他承受压力的能力，更让他能够在充满硝烟的商场敏锐地捕捉到先机，在与对手对峙的过程中准确判断，以最缜密的思考当机立断拿下战争。
1994年，刘长乐控股的香港乐天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经过几年的运营已有相当规模的资金积累，具备操作卫星电视的实力。长期以来，刘长乐一直怀有“环球华人卫视”的梦想，时机成熟，他开始琢磨为他的卫星电视寻找一个价格比较合适的卫星转发器。他的目光停在了“亚洲一号”卫星上。“亚洲一号”已经被默多克旗下的香港卫星电视所垄断，默多克持有“亚洲一号”的最大控制权，任何一家媒体想使用“亚洲一号”，都必须经过新闻集团的批准。但对于租用卫星转发器，默多克开始一口回绝。很显然，凤凰卫视的出现必然会对其卫星电视构成威胁。在谈判的过程中，由于卫星电视长期业务不佳，更由于刘长乐横跨两岸，拥有傲人的人力资源，双方开始由对抗走向对话。
此时，“亚洲一号”上的蒙古电视台因为财力原因正准备撤出，这给凤凰卫视创造了一个绝好的机会。然而，在谈判过程中刘长乐猎寻的目标变了，他正跃跃欲试于他的“借船出海”：“卫星电视中文台是现成的，我们用了一个非常好的条件，使得卫星电视中文台有这个机会和凤凰卫视重组，然后拿过来。这是一个非常贴谱的运营。”借着“卫星电视中文台”这艘“万吨轮”，凤凰卫视开始乘风行船，不，是“乘势而行”。
刘长乐非常强调催生凤凰的“贴谱性”，正因为许多人不明白其中的原委，误以为凤凰创业是“异想天开”，所以才出现以后真的也有人在异想天开地做着凤凰梦，结果当然是不了了之。
一个疯子和五百个疯子
“有人说凤凰是一帮疯子，当然首先是从我开始疯起的”，“我们疯是疯在我们的情绪上，疯在我们的斗志上。但是在政治导向方面，包括在对待大运的时势把握、时政的把握，包括对于经济运程的把握方面我们是非常理智的。”刘长乐说。
“疯子”的故事——凤凰卫视有一大群被称为“媒体疯子”的人，他们像一台台“永动机”，脑海中不停地冒出新的创意。他们对重大事件有不可遏制的“渴望”，他们一走进演播室或办公室就情绪高昂，他们常常会连续几个小时或几十个小时陶醉于其中，令人觉得不可理喻。但刘长乐曾用亲切的目光注视着这些疯子们，说：“疯得还不够。”
“榨汁机”的故事——榨汁机，一种用来将果实榨成果汁的机器，不少家庭都有。它的最大特点是去粗存精，而且比用其他方式榨得更彻底。刘老板过生日时，凤凰卫视的主持人联合赠送给他一台这样的机器作礼物，他似乎明白其中的含意，自言自语道，“都是好汁，还得再榨。”在凤凰流传甚广的一句话是：“女生当男生用，男生当牲口使”，我向刘长乐求证这句话的准确性，他不假思索地说：“再加上一句，‘牲口当老板使’”。一阵大笑后，公关总监王多多说：“曾子墨说女生直接就当牲口使了。”又一阵大笑。
我向刘长乐请教有关“疯得不够”的理论来源。原来，“疯得不够”他是有所指的。那还是在前一段时间，资讯台办得比较呆板，不活跃，没有冲击力，刘长乐认为主要原因是主编们没有“疯”起来。当然，所谓“疯”也是有所指的，典型的“小疯子”当属董家耀，外界对董家耀的评价是：“低调、狂热的工作态度，老实庄严的面孔，屏幕形象的老成，使董在凤凰的造星机器中，比其他的招牌主持人更别具一格。”在刘老板的眼里，这个“小疯子”每逢有新闻发生，就会像上了发条一样在走廊里蹦、跳。他的激情、他的活力，都体现在了他的工作上：在国庆50周年的阅兵仪式上，他站在人民大会堂顶端4米高处俯拍４个小时，同行惊呼：“凤凰的人疯了！”而对于“榨汁机”的解释，刘长乐认为人的潜质的发挥，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因此“我们不能在‘榨汁机’这一步就停住了，还要榨。”
在凤凰这个舞台上，刘长乐希望他的员工把职业事业化：“只有传媒这个行业才有非常多的创造性劳动，而创造性劳动需要感情、精力的全身心投入，这个投入是别的行业无法比拟的。”说这番话时，刘长乐很动情，作为凤凰的带头人，他的全身心投入有目共睹：他时刻把自己暴露在别人能找得到的地方，他的手机基本24小时开着，如果关机的话，那他的秘书肯定知道他在哪里。“仅有一次例外，”他告诉记者，“那是前不久，我女儿在美国大学毕业，我带她去黄石公园玩，那个地方方圆500公里没有通讯信号，他们肯定找不到我。这是唯一的一次。”
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以其传媒人和商人的双重智慧，在华人社会构建了一个东西方文化兼济的媒体特区，在将华语电视推向世界的破冰之旅中，成功打造出覆盖亚太、欧美9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传媒品牌，在政策与市场的平衡木上长袖善舞，调和两岸三地华语电视精英，以华人的视点关照世界的变幻。
刘长乐，这个一手缔造凤凰神话的幕后传奇人物，伴随着凤凰卫视“拉近全球华人之间距离”的使命的传播，在全球华人圈内声名鹊起。八年辛苦不寻常。对许多人而言，凤凰在没有路的地方成功杀出一条血路的原因以及神秘老板刘长乐好像一个个巨大的谜团，“凤凰的秘密究竟在哪里？”
传媒人的乐趣
53岁的刘长乐10年从戎、10年握笔、10年“下海”。生意的成功让刘长乐成为一个财富人物，他过人的机智淋漓尽致地体现在对时局的把握和商业手段的运用上；作为一个老媒体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0年的记者经历，使他深谙媒介体系在全球化背景下将要释放的能力和威力，特别是在华语电视媒体领域，刘长乐敏锐地看到了商机，“在英语一统天下的媒体事业中打造出一个华语的天空，我多年的积累正是为了实现这样一个运作。”在市场需求、时代需求和受众需求的背景下，“华语电视媒体不应该是个空白，我们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哪怕仅仅是叹息！”
现在的刘长乐已经渐渐从其他企业的日常行政管理中淡出，而把大部分精力放到了他喜欢的凤凰卫视上。“我很喜欢在凤凰卫视这样的媒体里出力。”他说。凤凰管理层至今还在谈论老板当年的那一段“痴人说梦”：“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梦想。所谓梦一定不能是现实的翻版，它一定是天马行空，但绝不是空浮缥缈。梦，不光是鸟语花香，也会有刀光剑影……我作为老传媒人，就是给一切有识之士提供一个做梦的舞台，给你一个发挥造梦潜能的空间——这，就是凤凰卫视。”
就是这番梦话，把几十个三四十岁的壮年人说得痒痒之极，毅然远离在大陆的妻子儿女到香港创业，过着不是单身的单身生活。而刘长乐也和所有的单身汉一样，他曾利用周末，身挂两部相机，亲自驾车拉大家到郊外去放松。据说这位公司的最高首脑喜摄影、会乐器、爱唱歌，和同伴一起出去玩时，俨然就是一位意气风发的少年郎。
对凤凰，刘长乐撒下了激情，种下了智慧，也播下了技巧。1999年的凤凰卫视正在摆脱初期城市青年台的定位，准备迈向全新的资讯类方向。那时的刘长乐在焦急地观望：新闻是他的理想，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新闻对于中国人的意义，以及对于凤凰卫视中文台未来的重要性。
凤凰卫视由娱乐走向新闻，表面上更像是迫于“形势”。他们最早接触新闻是1997年，那一年，有两件大事改变了世界与中国的格局：邓小平去世，香港回归。2月19日，邓小平去世，此时播放娱乐节目显然不合适，中国人需要更多地了解邓小平去世后海外对中国的看法与立场。刘长乐抓住了这个机会，从当天始至2月26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连续7天用直播方式报道了内地及香港人士悼念邓小平的情况，其正面的评价与客观真实的立场，成为凤凰卫视转型的一个开始。而考虑到7月份的香港回归，刘长乐觉得有越来越多的资讯性的内容需要一个栏目进行包容，于是，《时事直通车》应运而生，这是刘长乐起的名字。在整个六七月份，凤凰卫视在香港回归的报道中出尽风头。此后，“中国可以说不”专题、“‘9·11’美国遇袭”专题、“台湾‘大选’”专题、“伊拉克战争”专题等,愈来愈彰显出凤凰的大台气象和风范。有评论曰：“凤凰卫视在华语世界中正在形成一个完整的资讯传播与评论带，这个评论带显然正改变着中国的新闻格局。”
历史，就这样走来，走过了创业之初边缘媒体的尴尬，上升至华语电视媒体的主流，个中滋味，刘长乐体会最多：“我觉得一个媒体做到了对社会的发展、进步及人们的生活有相当的影响，这种影响你能体察到、感受到，这是一种乐趣。如果你做媒体，别人反对你，没有注意到你，落地无声，那你肯定很痛苦。”
我不是一个冒险家
我曾执着地认为刘长乐是一个冒险家，因为中外传媒大鳄们极力倡导的“冒大险、得大回报”的信条，应该是通用的。可是我这个判断却遭到了刘长乐的极力否定，“我不是一个冒险家，我们做事情都是要经过很精确的考量的，都要靠数字来思索，靠数字来架构和计算。”以他的见解，凤凰卫视的落地是财富积累＋商业经验＋核算能力＋卫星电视的结晶。
刘长乐的军人出身恐怕是他解释自己“不是冒险家”的最佳理由。1970年，已在兰州制药厂某车间当了小头头的刘长乐主动选择入伍。他不避嫌自己是“后门兵”，因为他是一个近视眼，“不走后门当不了兵。”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个后门兵没有选择当时最热门的文艺兵、汽车兵之类，而是去了野战军40军工兵一连。“工兵连每次抢险救灾都在最前面，逢山开道，遇水架桥，这就是工兵。”1975年，24岁的刘长乐是工兵连的排长，他很看重自己的官衔，因为“这代表的是责任。我在救灾中间应该起的作用就不是要保一个人，而是要保一片人，承担着很重要的责任。”当年营口大地震废墟残垣的场面让刘长乐第一次赤裸裸地面对伤亡、面对灾害、面对天崩地裂生与死的考验。转过年来的唐山大地震，刘长乐以工兵连指导员的身份再次参加抢险，刘长乐的母亲回忆儿子当时的情景时说：“瘦得厉害，两手十指的指甲都磨掉一半，指头肚全部结痂。”这段军旅生涯让刘长乐受益良多，从苦难中生存下来仅仅是他的本能反应，以苦为荣、苦中作乐才是他追求的心灵境界。
“不是冒险家”的刘长乐比较喜欢学习哲学，也喜欢当领导。他的逻辑思维比较强，最大的长处就是“周密地思索”。不用说，十载军旅生涯的磨炼极大地增加了他承受压力的能力，更让他能够在充满硝烟的商场敏锐地捕捉到先机，在与对手对峙的过程中准确判断，以最缜密的思考当机立断拿下战争。
1994年，刘长乐控股的香港乐天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经过几年的运营已有相当规模的资金积累，具备操作卫星电视的实力。长期以来，刘长乐一直怀有“环球华人卫视”的梦想，时机成熟，他开始琢磨为他的卫星电视寻找一个价格比较合适的卫星转发器。他的目光停在了“亚洲一号”卫星上。“亚洲一号”已经被默多克旗下的香港卫星电视所垄断，默多克持有“亚洲一号”的最大控制权，任何一家媒体想使用“亚洲一号”，都必须经过新闻集团的批准。但对于租用卫星转发器，默多克开始一口回绝。很显然，凤凰卫视的出现必然会对其卫星电视构成威胁。在谈判的过程中，由于卫星电视长期业务不佳，更由于刘长乐横跨两岸，拥有傲人的人力资源，双方开始由对抗走向对话。
此时，“亚洲一号”上的蒙古电视台因为财力原因正准备撤出，这给凤凰卫视创造了一个绝好的机会。然而，在谈判过程中刘长乐猎寻的目标变了，他正跃跃欲试于他的“借船出海”：“卫星电视中文台是现成的，我们用了一个非常好的条件，使得卫星电视中文台有这个机会和凤凰卫视重组，然后拿过来。这是一个非常贴谱的运营。”借着“卫星电视中文台”这艘“万吨轮”，凤凰卫视开始乘风行船，不，是“乘势而行”。
刘长乐非常强调催生凤凰的“贴谱性”，正因为许多人不明白其中的原委，误以为凤凰创业是“异想天开”，所以才出现以后真的也有人在异想天开地做着凤凰梦，结果当然是不了了之。
一个疯子和五百个疯子
“有人说凤凰是一帮疯子，当然首先是从我开始疯起的”，“我们疯是疯在我们的情绪上，疯在我们的斗志上。但是在政治导向方面，包括在对待大运的时势把握、时政的把握，包括对于经济运程的把握方面我们是非常理智的。”刘长乐说。
“疯子”的故事——凤凰卫视有一大群被称为“媒体疯子”的人，他们像一台台“永动机”，脑海中不停地冒出新的创意。他们对重大事件有不可遏制的“渴望”，他们一走进演播室或办公室就情绪高昂，他们常常会连续几个小时或几十个小时陶醉于其中，令人觉得不可理喻。但刘长乐曾用亲切的目光注视着这些疯子们，说：“疯得还不够。”
“榨汁机”的故事——榨汁机，一种用来将果实榨成果汁的机器，不少家庭都有。它的最大特点是去粗存精，而且比用其他方式榨得更彻底。刘老板过生日时，凤凰卫视的主持人联合赠送给他一台这样的机器作礼物，他似乎明白其中的含意，自言自语道，“都是好汁，还得再榨。”在凤凰流传甚广的一句话是：“女生当男生用，男生当牲口使”，我向刘长乐求证这句话的准确性，他不假思索地说：“再加上一句，‘牲口当老板使’”。一阵大笑后，公关总监王多多说：“曾子墨说女生直接就当牲口使了。”又一阵大笑。
我向刘长乐请教有关“疯得不够”的理论来源。原来，“疯得不够”他是有所指的。那还是在前一段时间，资讯台办得比较呆板，不活跃，没有冲击力，刘长乐认为主要原因是主编们没有“疯”起来。当然，所谓“疯”也是有所指的，典型的“小疯子”当属董家耀，外界对董家耀的评价是：“低调、狂热的工作态度，老实庄严的面孔，屏幕形象的老成，使董在凤凰的造星机器中，比其他的招牌主持人更别具一格。”在刘老板的眼里，这个“小疯子”每逢有新闻发生，就会像上了发条一样在走廊里蹦、跳。他的激情、他的活力，都体现在了他的工作上：在国庆50周年的阅兵仪式上，他站在人民大会堂顶端4米高处俯拍４个小时，同行惊呼：“凤凰的人疯了！”而对于“榨汁机”的解释，刘长乐认为人的潜质的发挥，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因此“我们不能在‘榨汁机’这一步就停住了，还要榨。”
在凤凰这个舞台上，刘长乐希望他的员工把职业事业化：“只有传媒这个行业才有非常多的创造性劳动，而创造性劳动需要感情、精力的全身心投入，这个投入是别的行业无法比拟的。”说这番话时，刘长乐很动情，作为凤凰的带头人，他的全身心投入有目共睹：他时刻把自己暴露在别人能找得到的地方，他的手机基本24小时开着，如果关机的话，那他的秘书肯定知道他在哪里。“仅有一次例外，”他告诉记者，“那是前不久，我女儿在美国大学毕业，我带她去黄石公园玩，那个地方方圆500公里没有通讯信号，他们肯定找不到我。这是唯一的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