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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世界经济学界的最高荣誉，其历任得主被公认为在经济学上取得崇高学术成就的人士。
到手的奖金有多少?
诺贝尔奖是以瑞典著名化学家、硝化甘油炸药发明人阿尔弗雷德·贝恩哈德·诺贝尔(1833-1896) 的部分遗产作为基金创立的。1895年，诺贝尔在他逝世的前一年留下遗嘱。在遗嘱中他提出，将部分遗产(920万美元)作为基金，以其利息分设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文学及和平5种奖金，授予世界各国在这些领域对人类作出重大贡献的学者。
据此，1900年6月，瑞典政府批准设置了诺贝尔基金会，并于次年诺贝尔逝世5周年纪念日，即1901年12月10日首次颁发诺贝尔奖。自此以后，除因战时中断外，每年的这一天分别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和挪威首都奥斯陆举行隆重授奖仪式。
开始的时候，诺贝尔并没有设立经济学奖，该奖项是20世纪60年代才增设的。1968年，瑞典中央银行于建行300周年之际，提供资金增设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在经济科学研究领域作出重大贡献的人。1969年，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挪威人朗纳·费里希和荷兰人扬·丁伯根，不过那时的奖金只有区区3万美元。后来，随着经济学在公众生活和私人生活中作用不断加深，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声威日著。
诺贝尔奖的奖金数额视诺贝尔基金投资证券的行情而定，其范围约从11000英镑(31000美元)到30000英镑(72000美元)。奖金的面值，由于通货膨胀，逐年有所提高，最初约为3万多美元，60年代达到7.5万美元，80年代升至22万多美元。上世纪80年代末期起，诺贝尔奖变得丰厚起来，这应该感谢斯德哥尔摩股市的“牛市”行情和巨大的房地产交易利润。1999年的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得到了790万克朗(约923500美元)的奖金，这大概是80年代中期奖金的两倍；去年经济学奖的奖金又有增加，达到近1000万瑞典克朗(约130万美元)。
大师们怎样花钱？
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世界经济学界的最高荣誉，其历任得主被公认为在经济学上取得崇高学术成就的人士，这些经济学大师拿到巨额奖金之后是怎样花的呢？
他们处理奖金的方法和结果证明了一个学术界人所共知的尴尬事实——经济学家并不一定能够利用他们的经济学知识赚大钱！在投资理财方面，这些经济理论界顶尖人物的策略不见得比其他人来得高明。用197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奖者瓦西里·里昂锡夫的话说，“我喜欢以理论作赌注，但不喜欢拿钱去投机。”
虽然经济学是一门严肃的学问，但妙的是这些大师之中也不乏至情至性之人，在如何处理这笔“飞来横财”的问题上，他们将自身的性情发挥得淋漓尽致。
“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此君当年举止怪异，留过一头披肩长发，平时喜欢躲在乡间别墅足不出户，迷恋电视节目和杯中物，令其崇拜者大失所望。他视名利如浮云，在同行们出入白宫替里根的减税政策出谋划策之时，作为主要推动者的他却饶有兴趣地在巴拉圭一所大学里讲课。蒙代尔的“懒散”同样遐迩闻名，当年担任著名学术刊物《政治经济学学报》主编期间，经常懒得看稿复信，以致这份学术刊物最终惨遭倒闭。
拿到诺贝尔奖之后，近100万美元的奖金让蒙代尔头疼了好一阵子，像无意中了头奖的业余彩票爱好者那样不知所措。最后，他还是制定出了一个颇具蒙氏风格的花钱计划：首先，修缮自己在意大利图斯查尼的豪宅；然后，为自己两岁多的儿子尼古拉斯买一匹矮种马；剩下的以欧元形式存入银行。之所以将美元兑换成欧元，是因为他认为欧元将长期看好。这也难怪，有哪个父亲不看好自己的“孩子”呢？
曾有中国的媒体记者问蒙代尔，他存在银行里的奖金是否因当年欧元贬值而亏了钱。“欧元之父” 蒙代尔颇为认真地答道：“我得到奖金后，将它们兑换成了欧元，那是在2000年9月。在我选择兑换欧元后，开始亏了些钱，不过后来欧元回升又赚了一些。所以总的来说应该算不赚不亏。”
197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美国人米尔顿·弗里德曼，米尔顿打理奖金的方法更是平淡无奇，根本看不出任何高妙之处，他只是用18万美元的奖金为自己在旧金山买了一幢房子。倒是这位大师的儿子——戴维·弗里德曼，潜心研究日常生活中的经济学现象，写成一本《弗里德曼的生活经济学》，来指导人们如何在现实生活中理财。
在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当中，1985年获奖的佛朗哥·莫迪利亚尼应该算是最善理财的一位。这位仁兄把大部分的奖金投资在美股指数基金上，托“股市泡沫”之福赚取了相当可观的回报。
有些人试图用诺贝尔奖为人们做更多的事。例如1998年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亚洲人——出生于印度的阿玛提亚·森，他把94万美元奖金的一半在印度和孟加拉国建立了慈善基金会，用以扫除文盲和愚昧，建立和改善基本健康保障体系，特别是防止出现危害妇女尤其是少女健康的情况。森的奖金促成了西孟加拉财政官员承诺建立8000所小学。这样的结果与其获奖研究成果不无关系，他的主要学术成就就是——在社会选择理论、社会福利定义、贫国指数以及对饥荒的调查研究等方面所作出的贡献。
“有钱是很好，”森说，“倘若我再得到大奖，我将全部投入到信托基金中去。”
亏大了的大师们
古语有云：人有失手，马有漏蹄。经济学大师老将失手的例子也比比皆是。
199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被罗伯特·默顿拿到，这位大师真正算是在金融界闯过一番事业的。他是大型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OM)的创办人之一。由于在华尔街做了多年的顾问，在他1993年加入LTOM成为其合伙人之前就积攒了相当可观的个人财富。1997年获奖之后，默顿在和他人平分奖金及纳税后净得25万美元，他把大部分钱都用来请亲朋好友到斯德哥尔摩来分享他的辉煌时刻。
然而，一年之后，LTOM就因俄罗斯债务危机拖累，被债权银行接管，默顿赔得一塌糊涂，其学术声誉亦受到影响。一夜之间，报纸上那些极尽奉承之能的文章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拼凑的专家”、“诺贝尔奖得主们的教训证明了他们的一无是处”等尖刻的词句。
“那段时期非常痛苦，”默顿回忆道，“我将永远不会真正从长期资本管理基金的挫折中恢复过来。”
其他人也有过这样判断错误的教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大师们往往不是一个投资高手。当获奖者随着他们自己的投资本能行事时，结果往往要比预期的差。
道格拉斯·诺思由于对经济史的贡献跟罗伯特·佛格尔共同获得了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佛格尔认为当时的股指太高——道·琼斯指数在3700点左右，因此，两位专家一致同意用奖金买了市政免税债券。出乎他们的意料，在随后的一个月，道·琼斯指数就攀升到了11000点以上，两位经济大师追悔莫及。诺思痛心疾首地说：“这个举动显示了经济学家对投资的一无所知。”
有时候，变幻莫测的汇市也会让获奖者大吃苦头。新闻媒体在报道奖金数额的时候通常用美元，但实际上奖金发放的时候却是瑞典克朗。如果在奖金到手前发生汇率变动，获奖者们就可能面临贬值的风险。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的加里·贝克尔教授就深受其害。加里还没来得及把克朗换成美元以防备汇率波动，就在得奖两个星期后接到一个斯德哥尔摩来的电话，称由于瑞典爆发汇市危机，他的120万美元奖金“缩水”25%，变成大约90万美元。“我在最初的两个星期被这种投圈套物的游戏搞得疲惫不堪，”贝克尔沮丧地说，“吃了不少苦头。”
甚至连颁发奖金的时机都可能影响到大师的收益，例如理性预期理论的创立者小罗伯特·卢卡斯教授的遭遇。1989年，他与妻子签订离婚协议时，妻子丽塔认为他获得诺贝尔奖的可能性极大，便让她的律师在离婚协议上加入一条规定——若在1995年10月31日以前获奖，“妻子将分得诺贝尔奖的50%”。也许真是卢卡斯的宿命，他真的在那之前获了奖。奖金的一半——30万美元按照协议分给了前妻。卢卡斯本人对此事倒显得非常豁达：“得到一半奖金总比什么都没有强。”考虑到教授所创立的是理性预期理论，不能不认为他的前妻才真正吃透了该理论的真谛。
看不见的“奖金”
对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及他们所在的机构来说，这个奖项为他们带来的间接价值更大，因为获奖带来极大的声誉，声誉则会带来不可估算的价值。将5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收归旗下的IBM就认为“他们带来的声誉有助于影响我们的客户、我们的招聘和我们未来的合作伙伴”。
对于吸引富豪对大学、研究机构等的捐款以及为特定研究项目提供资金方面，诺贝尔奖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力。所以，凡是可能与他们沾上边的机构都想从中分一杯羹。
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获奖之前，往往可能曾在至少5所大学或公司就学或任职，这样，每所大学或公司都有可能对外“宣称”自己拥有诺贝尔奖得主。这方面连一些国际顶尖的大学也未能免俗。以英国剑桥大学为例，其宣称出过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比任何其他机构都要多，在它的网站上列出了80名曾获诺贝尔奖的“大学成员”。这种行径引来了他人的攻击，一些机构指责剑桥夸大了数字，称一些人虽与剑桥有关联，但这种关联和他们的获奖工作没多大关系，剑桥也把他们算在内了。一位学者尖刻地说：“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只要在剑桥为汽车加过油，剑桥就会说他是剑桥成员之一。”
到手的奖金有多少?
诺贝尔奖是以瑞典著名化学家、硝化甘油炸药发明人阿尔弗雷德·贝恩哈德·诺贝尔(1833-1896) 的部分遗产作为基金创立的。1895年，诺贝尔在他逝世的前一年留下遗嘱。在遗嘱中他提出，将部分遗产(920万美元)作为基金，以其利息分设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文学及和平5种奖金，授予世界各国在这些领域对人类作出重大贡献的学者。
据此，1900年6月，瑞典政府批准设置了诺贝尔基金会，并于次年诺贝尔逝世5周年纪念日，即1901年12月10日首次颁发诺贝尔奖。自此以后，除因战时中断外，每年的这一天分别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和挪威首都奥斯陆举行隆重授奖仪式。
开始的时候，诺贝尔并没有设立经济学奖，该奖项是20世纪60年代才增设的。1968年，瑞典中央银行于建行300周年之际，提供资金增设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在经济科学研究领域作出重大贡献的人。1969年，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挪威人朗纳·费里希和荷兰人扬·丁伯根，不过那时的奖金只有区区3万美元。后来，随着经济学在公众生活和私人生活中作用不断加深，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声威日著。
诺贝尔奖的奖金数额视诺贝尔基金投资证券的行情而定，其范围约从11000英镑(31000美元)到30000英镑(72000美元)。奖金的面值，由于通货膨胀，逐年有所提高，最初约为3万多美元，60年代达到7.5万美元，80年代升至22万多美元。上世纪80年代末期起，诺贝尔奖变得丰厚起来，这应该感谢斯德哥尔摩股市的“牛市”行情和巨大的房地产交易利润。1999年的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得到了790万克朗(约923500美元)的奖金，这大概是80年代中期奖金的两倍；去年经济学奖的奖金又有增加，达到近1000万瑞典克朗(约130万美元)。
大师们怎样花钱？
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世界经济学界的最高荣誉，其历任得主被公认为在经济学上取得崇高学术成就的人士，这些经济学大师拿到巨额奖金之后是怎样花的呢？
他们处理奖金的方法和结果证明了一个学术界人所共知的尴尬事实——经济学家并不一定能够利用他们的经济学知识赚大钱！在投资理财方面，这些经济理论界顶尖人物的策略不见得比其他人来得高明。用197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奖者瓦西里·里昂锡夫的话说，“我喜欢以理论作赌注，但不喜欢拿钱去投机。”
虽然经济学是一门严肃的学问，但妙的是这些大师之中也不乏至情至性之人，在如何处理这笔“飞来横财”的问题上，他们将自身的性情发挥得淋漓尽致。
“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此君当年举止怪异，留过一头披肩长发，平时喜欢躲在乡间别墅足不出户，迷恋电视节目和杯中物，令其崇拜者大失所望。他视名利如浮云，在同行们出入白宫替里根的减税政策出谋划策之时，作为主要推动者的他却饶有兴趣地在巴拉圭一所大学里讲课。蒙代尔的“懒散”同样遐迩闻名，当年担任著名学术刊物《政治经济学学报》主编期间，经常懒得看稿复信，以致这份学术刊物最终惨遭倒闭。
拿到诺贝尔奖之后，近100万美元的奖金让蒙代尔头疼了好一阵子，像无意中了头奖的业余彩票爱好者那样不知所措。最后，他还是制定出了一个颇具蒙氏风格的花钱计划：首先，修缮自己在意大利图斯查尼的豪宅；然后，为自己两岁多的儿子尼古拉斯买一匹矮种马；剩下的以欧元形式存入银行。之所以将美元兑换成欧元，是因为他认为欧元将长期看好。这也难怪，有哪个父亲不看好自己的“孩子”呢？
曾有中国的媒体记者问蒙代尔，他存在银行里的奖金是否因当年欧元贬值而亏了钱。“欧元之父” 蒙代尔颇为认真地答道：“我得到奖金后，将它们兑换成了欧元，那是在2000年9月。在我选择兑换欧元后，开始亏了些钱，不过后来欧元回升又赚了一些。所以总的来说应该算不赚不亏。”
197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美国人米尔顿·弗里德曼，米尔顿打理奖金的方法更是平淡无奇，根本看不出任何高妙之处，他只是用18万美元的奖金为自己在旧金山买了一幢房子。倒是这位大师的儿子——戴维·弗里德曼，潜心研究日常生活中的经济学现象，写成一本《弗里德曼的生活经济学》，来指导人们如何在现实生活中理财。
在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当中，1985年获奖的佛朗哥·莫迪利亚尼应该算是最善理财的一位。这位仁兄把大部分的奖金投资在美股指数基金上，托“股市泡沫”之福赚取了相当可观的回报。
有些人试图用诺贝尔奖为人们做更多的事。例如1998年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亚洲人——出生于印度的阿玛提亚·森，他把94万美元奖金的一半在印度和孟加拉国建立了慈善基金会，用以扫除文盲和愚昧，建立和改善基本健康保障体系，特别是防止出现危害妇女尤其是少女健康的情况。森的奖金促成了西孟加拉财政官员承诺建立8000所小学。这样的结果与其获奖研究成果不无关系，他的主要学术成就就是——在社会选择理论、社会福利定义、贫国指数以及对饥荒的调查研究等方面所作出的贡献。
“有钱是很好，”森说，“倘若我再得到大奖，我将全部投入到信托基金中去。”
亏大了的大师们
古语有云：人有失手，马有漏蹄。经济学大师老将失手的例子也比比皆是。
199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被罗伯特·默顿拿到，这位大师真正算是在金融界闯过一番事业的。他是大型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OM)的创办人之一。由于在华尔街做了多年的顾问，在他1993年加入LTOM成为其合伙人之前就积攒了相当可观的个人财富。1997年获奖之后，默顿在和他人平分奖金及纳税后净得25万美元，他把大部分钱都用来请亲朋好友到斯德哥尔摩来分享他的辉煌时刻。
然而，一年之后，LTOM就因俄罗斯债务危机拖累，被债权银行接管，默顿赔得一塌糊涂，其学术声誉亦受到影响。一夜之间，报纸上那些极尽奉承之能的文章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拼凑的专家”、“诺贝尔奖得主们的教训证明了他们的一无是处”等尖刻的词句。
“那段时期非常痛苦，”默顿回忆道，“我将永远不会真正从长期资本管理基金的挫折中恢复过来。”
其他人也有过这样判断错误的教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大师们往往不是一个投资高手。当获奖者随着他们自己的投资本能行事时，结果往往要比预期的差。
道格拉斯·诺思由于对经济史的贡献跟罗伯特·佛格尔共同获得了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佛格尔认为当时的股指太高——道·琼斯指数在3700点左右，因此，两位专家一致同意用奖金买了市政免税债券。出乎他们的意料，在随后的一个月，道·琼斯指数就攀升到了11000点以上，两位经济大师追悔莫及。诺思痛心疾首地说：“这个举动显示了经济学家对投资的一无所知。”
有时候，变幻莫测的汇市也会让获奖者大吃苦头。新闻媒体在报道奖金数额的时候通常用美元，但实际上奖金发放的时候却是瑞典克朗。如果在奖金到手前发生汇率变动，获奖者们就可能面临贬值的风险。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的加里·贝克尔教授就深受其害。加里还没来得及把克朗换成美元以防备汇率波动，就在得奖两个星期后接到一个斯德哥尔摩来的电话，称由于瑞典爆发汇市危机，他的120万美元奖金“缩水”25%，变成大约90万美元。“我在最初的两个星期被这种投圈套物的游戏搞得疲惫不堪，”贝克尔沮丧地说，“吃了不少苦头。”
甚至连颁发奖金的时机都可能影响到大师的收益，例如理性预期理论的创立者小罗伯特·卢卡斯教授的遭遇。1989年，他与妻子签订离婚协议时，妻子丽塔认为他获得诺贝尔奖的可能性极大，便让她的律师在离婚协议上加入一条规定——若在1995年10月31日以前获奖，“妻子将分得诺贝尔奖的50%”。也许真是卢卡斯的宿命，他真的在那之前获了奖。奖金的一半——30万美元按照协议分给了前妻。卢卡斯本人对此事倒显得非常豁达：“得到一半奖金总比什么都没有强。”考虑到教授所创立的是理性预期理论，不能不认为他的前妻才真正吃透了该理论的真谛。
看不见的“奖金”
对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及他们所在的机构来说，这个奖项为他们带来的间接价值更大，因为获奖带来极大的声誉，声誉则会带来不可估算的价值。将5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收归旗下的IBM就认为“他们带来的声誉有助于影响我们的客户、我们的招聘和我们未来的合作伙伴”。
对于吸引富豪对大学、研究机构等的捐款以及为特定研究项目提供资金方面，诺贝尔奖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力。所以，凡是可能与他们沾上边的机构都想从中分一杯羹。
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获奖之前，往往可能曾在至少5所大学或公司就学或任职，这样，每所大学或公司都有可能对外“宣称”自己拥有诺贝尔奖得主。这方面连一些国际顶尖的大学也未能免俗。以英国剑桥大学为例，其宣称出过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比任何其他机构都要多，在它的网站上列出了80名曾获诺贝尔奖的“大学成员”。这种行径引来了他人的攻击，一些机构指责剑桥夸大了数字，称一些人虽与剑桥有关联，但这种关联和他们的获奖工作没多大关系，剑桥也把他们算在内了。一位学者尖刻地说：“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只要在剑桥为汽车加过油，剑桥就会说他是剑桥成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