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作为八零年代出生的外省人，我的青春期可以一劈两半，前半截在河北老家，灰暗贫乏的小城，极度的压抑，读书听摇滚，愤怒和躁动。后半截则是在北京，膨胀，斑斓的超级都市，剧烈的震荡冲击，海量的信息，目睹种种怪状和奇观，曾经的压抑变为焦虑，愤怒和躁动转化为怀疑和扭曲，前半截是线性的，后半截更像拼贴。
在90年代末，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说和摇滚乐一道，对很多青年人的思想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我即是其中一个。它们仿佛从个人和社会两方面打开了新的可能。摇滚乐极其直接，对年轻人的吸引力自不待言。而说到自由主义思潮，它在中国90年代的语境中有对专制最强有力的批判，以及饱受打压的悲情遭际。相反的是，左翼思想却很难脱离主流意识形态的污染。同时，鲜有水准令人信服，保持体制外独立性的人物和著述出现，所以尽管在90年代有新的思想资源译介，但基本停留在学院小圈子，很难产生广阔的影响力。对一些不安分的年轻^吸引力很大。
所以，按照某种简单的划分法来说，当时我及身边的一些同学是在欣赏左派的文艺，思考右派的理论，动用左派的情感，憧憬一个右派的国家。这种分裂当然有很大的问题，而它的吊诡之处在于，在90年代，它不会真的成为任何问题。面对一个专制，封闭的环境，摇滚乐和自由主义都是边缘化的，所有的裂缝都被同一种迫切的，对抗的，发现新世界，寻找出路的激情消融了。无数人的行动也正是在如此种种的转译，误解，生吞活剥，一叶障目中被激发出来的。等到世纪之交的时候，地下摇滚的野火在各地蔓延，随后几年，伴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各种独立的政治思想类网站论坛层出不穷，也出现了一系列相应的沙龙讲座和网友聚会。此外承续第三代民间诗歌，口语／颓废文学传统的下半身诗歌潮流在网络上杀出来。
这一切自然是以北京等大城市为中心辐射发散的。北京对外省青年无疑有巨大的吸引力。诗歌，摇滚乐，独立电影，流浪社会边缘的艺术家和困禁于国家机器脚边的异议战士……。这些都足以引发人无穷的浪漫想象。尤其是摇滚乐，直接促成我来北京生活的决心。90年代末杀出来的地下摇滚虽然以外省青年为主力，但大部分人马早早的扎寨北京，也只有这里能提供他们持续发声的机会。2001年发轫的迷笛音乐节年年举办，堪称地下摇滚，青年文化的高潮狂欢。从河北跑过去看演出太不方便，干脆搬家。
住在北京方才发现，北京的迷人之处与其说在于文化，不如说是文化，政治，市民社会等等所构成的张力。各方彼此间的对峙，映衬，消长和寄生依存，让这个城市有了源源不绝的张力。它的复杂多面，它巨大的，藏污纳垢的吞吐量，让它的风景曲折多姿，人气幽深，不可轻易量测。
这里的时空是多重交错的，上下班，晨练，冬泳，夜生活，小胡同，大杂院，摩天楼，官邸，军事化主干道，专政人民机关，全天候电气，24小时监控。以及更具抽象意义的——农业社会，古部，封建王朝，国际新型都市，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威权，后极权，全球化。而穿越其间或费时一秒，或终其一生，这种光怪陆离的感觉的确奇妙，然而又真切存在。
2005年我来北京的时候，地下摇滚的锋芒已经渐渐磨灭，中坚力量的音乐家或出走或沉寂，许多凭借青春的直觉和冲动来创作的乐队早已难以为继，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迷笛音乐节却吸引了政府和赞助商家的谨慎合作。它从郊外的迷笛学校移至城区的大型公园，完成了初步的合法化，观众人数骤增，场面空前。商业收编地下文化的游戏就此拉开大幕，摇滚作为地下运动的偃旗息鼓已成定局，只不过，一时间没有多少人意识得到。音乐节的大场面，互联网的资讯爆炸缓解了大家长久的压抑，我也如同在场许多人一样，欢呼雀跃，脑子里美国六十年代的画面闪过，殊不知在后六八和后八九的时代，这种场景不过是以享乐取代自由，赎买青年的游戏的开场。政府对待音乐节的方式是提供公共空间，进行商业合作，同时，确保严格的安保措施和审查制度。藉此来将自发的青年聚会一点点的矫正，软化，让它渐变为自觉的假日嘉年华。几年下来，音乐节彻底转型为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的假日庙会，并且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面子工程，得到了全国范围内的复制推广。2011年音乐节大有井喷的态势，全国一时间有几百个在举办。成百上千支用英文或中文歌唱爱情，梦想和愤怒的乐队出现在各地的公园，广场或者创意产业园区。
相对于整个社会的变迁，摇滚乐的遭遇不过是茶杯里的风暴。2002-03之后的中国，以风驰电掣的进入一个官僚资本的急速扩张阶段。之前的跛足改革，有限开放，资本化重组，摸石头过河，低调行事终于开花结果，一个垄断分赃，暴力维稳，变异扩张，经济赎买世界，放言大国崛起的新时代拉开帷幕。2008年奥运的举办，将这个新时代推向第一个高潮，它高调宣告了后八九的北京在全球化进程中已然坐实了其合法性，乃至拥有了重要的地位。
开放社会被兑换为国内外垄断资本的联合，全球化的利益等级分工，自由主义曾具有的似乎不言自明的现实批判性，如今变得尴尬，而许多鼓吹市场化的自由主义者，很快转型为体制的帮闲帮凶。这也促成了一些人开始重新思考左翼思想对当下的意义。
寻找新的精神出路是一个艰难的考验。专制禁锢身心，而消费社会则将禁锢升华为人之主体的消解，使其琐碎，焦虑，无力。落空的梦想如何填补?在革命未曾发生的地方，能看到传说中革命之后的场景一幕幕上演。新的公务员和上班族，新的背包客，宗教人士，冒牌嬉皮和慈善活动家。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文艺青年被肢解之时，文艺青年作为名词却开始大行其道，当然，它经过消毒脱敏，内涵仅仅包括都市小资及中产阶级的生活情趣，不过是一种愤青向小资变异的代名词。
统治阶级在维持稳定，平民在挣扎，老中青数代知识分子在赞美国家的改良，而小资们游走于展览，演出，开幕式，虚拟社区，沉溺于文艺符号对自我的加持。诡异的时刻到来了，一个以多维时空著称的北京有了更多的商品，更多的艺术和娱，更多的怪状奇观，但时间却仿佛凝固成一团泥沼，停止了摆动。08到11年，拆迁越是剧烈，社会管控越是变本加厉，时尚越是花样翻新，微博刷屏速度越快，出版和演出越是层出不穷，现实中的北京给人的整体印象，就越是缓慢，安静，正常。正如天安门广场越是遍布守卫，就越显出一股非人的，荒漠与墓穴的死寂。
必须要指出的是，缤纷的黑暗年代中，火种亦从不曾熄灭。虽遭遇残酷打压但仍斗争不懈的政治民主派，长期着力于先锋写作的诗人，音乐人仍然顽强的存活，传递薪火。而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运动，社会批判的理论与实践，也在少数翻译工作者，理论家和艺术青年中间一点点的展开探究。这无疑值得人关注和支持。
2008我看到李增辉的萨克斯即兴表演，一个技术很烂的青年，咯血式的演奏，与其说是实验音乐不如说是当场的自我剖析，诚恳，黑暗，无畏，几乎是蛮不讲理的冲撞着形式和环境的束缚，一下一下吹出自己的心肺。2010年我买到了坏蛋出版发行的张羞的诗集《瀑布》，坏蛋出版是一个关注当下先锋写作的自由出版计划，而张羞的诗，继续了杨黎等第三代诗人的口语／废话体的衣钵，但完全疏离了传统诗歌的经典性和文体要求，更加个人化，即兴化，能看出受到了视觉艺术及当代都市生活的滋养，非常有后现代的魔幻气息。如果有^问我在当今的北京，青年们有怎样的心声和创造力，我想这二者就是明证。
在90年代末，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说和摇滚乐一道，对很多青年人的思想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我即是其中一个。它们仿佛从个人和社会两方面打开了新的可能。摇滚乐极其直接，对年轻人的吸引力自不待言。而说到自由主义思潮，它在中国90年代的语境中有对专制最强有力的批判，以及饱受打压的悲情遭际。相反的是，左翼思想却很难脱离主流意识形态的污染。同时，鲜有水准令人信服，保持体制外独立性的人物和著述出现，所以尽管在90年代有新的思想资源译介，但基本停留在学院小圈子，很难产生广阔的影响力。对一些不安分的年轻^吸引力很大。
所以，按照某种简单的划分法来说，当时我及身边的一些同学是在欣赏左派的文艺，思考右派的理论，动用左派的情感，憧憬一个右派的国家。这种分裂当然有很大的问题，而它的吊诡之处在于，在90年代，它不会真的成为任何问题。面对一个专制，封闭的环境，摇滚乐和自由主义都是边缘化的，所有的裂缝都被同一种迫切的，对抗的，发现新世界，寻找出路的激情消融了。无数人的行动也正是在如此种种的转译，误解，生吞活剥，一叶障目中被激发出来的。等到世纪之交的时候，地下摇滚的野火在各地蔓延，随后几年，伴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各种独立的政治思想类网站论坛层出不穷，也出现了一系列相应的沙龙讲座和网友聚会。此外承续第三代民间诗歌，口语／颓废文学传统的下半身诗歌潮流在网络上杀出来。
这一切自然是以北京等大城市为中心辐射发散的。北京对外省青年无疑有巨大的吸引力。诗歌，摇滚乐，独立电影，流浪社会边缘的艺术家和困禁于国家机器脚边的异议战士……。这些都足以引发人无穷的浪漫想象。尤其是摇滚乐，直接促成我来北京生活的决心。90年代末杀出来的地下摇滚虽然以外省青年为主力，但大部分人马早早的扎寨北京，也只有这里能提供他们持续发声的机会。2001年发轫的迷笛音乐节年年举办，堪称地下摇滚，青年文化的高潮狂欢。从河北跑过去看演出太不方便，干脆搬家。
住在北京方才发现，北京的迷人之处与其说在于文化，不如说是文化，政治，市民社会等等所构成的张力。各方彼此间的对峙，映衬，消长和寄生依存，让这个城市有了源源不绝的张力。它的复杂多面，它巨大的，藏污纳垢的吞吐量，让它的风景曲折多姿，人气幽深，不可轻易量测。
这里的时空是多重交错的，上下班，晨练，冬泳，夜生活，小胡同，大杂院，摩天楼，官邸，军事化主干道，专政人民机关，全天候电气，24小时监控。以及更具抽象意义的——农业社会，古部，封建王朝，国际新型都市，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威权，后极权，全球化。而穿越其间或费时一秒，或终其一生，这种光怪陆离的感觉的确奇妙，然而又真切存在。
2005年我来北京的时候，地下摇滚的锋芒已经渐渐磨灭，中坚力量的音乐家或出走或沉寂，许多凭借青春的直觉和冲动来创作的乐队早已难以为继，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迷笛音乐节却吸引了政府和赞助商家的谨慎合作。它从郊外的迷笛学校移至城区的大型公园，完成了初步的合法化，观众人数骤增，场面空前。商业收编地下文化的游戏就此拉开大幕，摇滚作为地下运动的偃旗息鼓已成定局，只不过，一时间没有多少人意识得到。音乐节的大场面，互联网的资讯爆炸缓解了大家长久的压抑，我也如同在场许多人一样，欢呼雀跃，脑子里美国六十年代的画面闪过，殊不知在后六八和后八九的时代，这种场景不过是以享乐取代自由，赎买青年的游戏的开场。政府对待音乐节的方式是提供公共空间，进行商业合作，同时，确保严格的安保措施和审查制度。藉此来将自发的青年聚会一点点的矫正，软化，让它渐变为自觉的假日嘉年华。几年下来，音乐节彻底转型为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的假日庙会，并且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面子工程，得到了全国范围内的复制推广。2011年音乐节大有井喷的态势，全国一时间有几百个在举办。成百上千支用英文或中文歌唱爱情，梦想和愤怒的乐队出现在各地的公园，广场或者创意产业园区。
相对于整个社会的变迁，摇滚乐的遭遇不过是茶杯里的风暴。2002-03之后的中国，以风驰电掣的进入一个官僚资本的急速扩张阶段。之前的跛足改革，有限开放，资本化重组，摸石头过河，低调行事终于开花结果，一个垄断分赃，暴力维稳，变异扩张，经济赎买世界，放言大国崛起的新时代拉开帷幕。2008年奥运的举办，将这个新时代推向第一个高潮，它高调宣告了后八九的北京在全球化进程中已然坐实了其合法性，乃至拥有了重要的地位。
开放社会被兑换为国内外垄断资本的联合，全球化的利益等级分工，自由主义曾具有的似乎不言自明的现实批判性，如今变得尴尬，而许多鼓吹市场化的自由主义者，很快转型为体制的帮闲帮凶。这也促成了一些人开始重新思考左翼思想对当下的意义。
寻找新的精神出路是一个艰难的考验。专制禁锢身心，而消费社会则将禁锢升华为人之主体的消解，使其琐碎，焦虑，无力。落空的梦想如何填补?在革命未曾发生的地方，能看到传说中革命之后的场景一幕幕上演。新的公务员和上班族，新的背包客，宗教人士，冒牌嬉皮和慈善活动家。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文艺青年被肢解之时，文艺青年作为名词却开始大行其道，当然，它经过消毒脱敏，内涵仅仅包括都市小资及中产阶级的生活情趣，不过是一种愤青向小资变异的代名词。
统治阶级在维持稳定，平民在挣扎，老中青数代知识分子在赞美国家的改良，而小资们游走于展览，演出，开幕式，虚拟社区，沉溺于文艺符号对自我的加持。诡异的时刻到来了，一个以多维时空著称的北京有了更多的商品，更多的艺术和娱，更多的怪状奇观，但时间却仿佛凝固成一团泥沼，停止了摆动。08到11年，拆迁越是剧烈，社会管控越是变本加厉，时尚越是花样翻新，微博刷屏速度越快，出版和演出越是层出不穷，现实中的北京给人的整体印象，就越是缓慢，安静，正常。正如天安门广场越是遍布守卫，就越显出一股非人的，荒漠与墓穴的死寂。
必须要指出的是，缤纷的黑暗年代中，火种亦从不曾熄灭。虽遭遇残酷打压但仍斗争不懈的政治民主派，长期着力于先锋写作的诗人，音乐人仍然顽强的存活，传递薪火。而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运动，社会批判的理论与实践，也在少数翻译工作者，理论家和艺术青年中间一点点的展开探究。这无疑值得人关注和支持。
2008我看到李增辉的萨克斯即兴表演，一个技术很烂的青年，咯血式的演奏，与其说是实验音乐不如说是当场的自我剖析，诚恳，黑暗，无畏，几乎是蛮不讲理的冲撞着形式和环境的束缚，一下一下吹出自己的心肺。2010年我买到了坏蛋出版发行的张羞的诗集《瀑布》，坏蛋出版是一个关注当下先锋写作的自由出版计划，而张羞的诗，继续了杨黎等第三代诗人的口语／废话体的衣钵，但完全疏离了传统诗歌的经典性和文体要求，更加个人化，即兴化，能看出受到了视觉艺术及当代都市生活的滋养，非常有后现代的魔幻气息。如果有^问我在当今的北京，青年们有怎样的心声和创造力，我想这二者就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