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3月初，我到杭锦后旗第二中学任初中语文教师。
　　不久，暑假到了，学校做出了新建两间教室的决定。为了节约建校经费，校方只请了几个泥工师傅，教职工则一律不放假，参加建校劳动。男教师中，一部分负责拉红土、和泥、上泥，另一部分从附近农民家里借来人拉小胶车，从坯场往工地拉坯子;女教师则负责搬坯子。大家一边干活一边谈笑风生，没有一个因牺牲暑期休息时间而闹情绪、有怨言的。
　　一天，一位师傅因病请假没上工，分管建校劳动的何副校长正在一筹莫展之际，一位姓罗的老师挺身而出：“我来当师傅！”还没等何副校长表态，罗老师便跳上了墙。我见“师傅”上了墙，迅即拉好线绳，不想罗老师摆手喊道：“不需要，用不着，我是学美术的，眼力硬。”我便把拉好的线绳撤了下去，开始递坯子……大约一个小时之后，带班师傅拿着水平仪来测罗老师砌的墙，测完后伸出了大拇指：“墙砌得笔直，是个合格的师傅！哎，这个徒弟我收了！”引得大家哄堂大笑。老师们不约而同地喝彩：“真是无师自通，无师自通。”有的老师开玩笑说：“看来这家伙没吹牛。”罗老师站在墙上，自豪地说：“哪个敢说我吹牛，你们上来试试看”！又是一阵大笑……
　　建校劳动是艰苦的：每天早上6时半出工，中午12时半左右收工，下午2时半出工，晚上6时半左右收工。一天大约10个小时的劳动，对于体力劳动者来说也是够累的，更何况是从事脑力劳动的教师呢？尽管如此，我们却没有一个人迟到早退、偷懒请假。
　　邢连生是50年代中期参加工作的中年教师，在建校劳动中，他的任务是开机动三轮车和另两个教师往工地上拉红土（那时都是用锹上土）。因不慎，他撞断了左于的拇指和食指，于术后仅一个星期就又回到了工地。当众多老师看到他挂着绷带出现在工地上的那一刻，下意识地没有了说笑，不由自主地停止了劳动，一个个立起身，默默地注视着他。何副校长劝他在家休养，被他拒绝，只能无奈地给他分配了适合他的工作。多年后的一个国庆节前夕，我回到学校，还看到他左于上套着棉袖套。他解释说，年年这个时候，不戴就冷得痛……
　　建校劳动没有补助。尽管如此，没有一个人提出过补助的要求。当时学校给予的唯一待遇，就是管饭。可是，参加建校劳动的校领导们一个也不来。快竣工的时候，校方为了给大家改善伙食，杀了一头学校养的猪（教师食堂和学生食堂厨工兼喂），教职工们都吃了，唯有几位校领导没吃。总务主任感到过意不去，便派事务员给他们各送了三斤肉，却都被如数退还，事后总务主任还挨了批评。
　　当时的领导同志们，个个都清廉、勤恳，令人爱戴。分管建校劳动的何副校长，在指挥建校劳动的同时，还参加劳动;党支部书记年龄大了，患有严重的胃下垂，就算不参加劳动，也不会有人说闲话，但他还是来到了工地;校长也50多岁了，为了让大家吃得好一些，领着总务主任和事务员去离学校十几里远的地方打鱼（那时社会上没有卖鱼卖肉的），可到晚饭吃鱼的时候，他却回家了。
　　不久，教室建成。女教師和50岁以上的男教师放假，其余教师随师傅参加内外墙抹灰、铺地、清场、油漆新桌凳等劳动。建校劳动井然有序，一切都围绕着一个中心——为迎接新生的入学而准备着、进行着……★
　　（本刊选录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