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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伯乐(中国)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伯乐”)董事长朱敏今年六十了，他满脸皱纹却充满热情，且只愿意和年轻人呆在一起。2007年3月，把自己一手创建的网讯(Webex)以32亿美元的价格卖给思科，令他名噪一时。其实朱敏早已改换了身份，投身于风险投资领域，开始了另一种创业。
一旦打算回国和年轻人们一起创业，朱敏就下决心把根扎在中国大地上。带着网讯这笔交易赋予的声名，他回到了自己曾经熟悉的土地——浙江。在这里，他曾经做了7年农民，1年多建筑工人，也读完了大学。
他将上海、北京这样的城市想象为租界，认为这些城市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太过国际化，并不是落脚的合适地点。而在浙江，作为浙商们的骄傲，朱敏可以和创业者们很好的沟通。与其他很多投资机构很看重创业者的海外背景不一样，朱敏“不喜欢”海归们，除非他们真正了解中国市场，并得到了本土的认可。
钟情电子服务业
在创立网讯的过程中，朱敏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路。每一项服务都有它相关的生态系统，在这个生态系统里，怎么通过互联网的平台为用户提供更多的服务，形成一个更大的生态链?他举例说，一家自然成长率50％－100％的公司，如果通过整合进入更大的平台，成长率可能变成300％。这正是网讯成功的基础。
而在人口众多、消费升级的中国市场，服务老百姓永远是最大的商业机会。如何把商品价格降低，更好的服务老百姓，这其中有太多机会，特别是利用互联网的平台整合线下的渠道。于是，朱敏避开了一些热门的投资概念，坚持自己定下的方向，投资于他所谓的“电子服务业”，也就是电子商务加上现代服务。
快康医疗就是这样一家企业，他甚至亲自担任董事长一职。按照朱敏的计划，快康医疗很快就会上市。除此之外，他已在杭州投资了5家高科技企业，其中“中国绿线”目前是全球惟一可实现互联网、短信、通讯网三网进行互动搜索的企业；而连连科技这家支付网络服务商则是其得意的项目之一。
回国之初，由于没能很快适应中国国情，朱敏走了一些弯路，被人忽悠过、蒙骗过，这更让他体会到本土化的重要。如今赛伯乐已经吸引了各种类型的合伙人10人左右，还成立了人民币基金。有了本土团队的帮助，朱敏开始能更好的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与一些规模更大、经济实力更为雄厚的大牌投资机构相比，赛伯乐则显得更本土化。
干预之手
毫无疑问，自从在国内开始投资以来，朱敏一直思考着适合这片故土的投资模式。早在2004年，朱敏被曾投资过网迅的投资机构NEA“收编”，以合伙人的身份加入，走上“创而优则投”的路子。
按照朱敏的理解，美国事实上有两种类型的投资公司，有着各自的投资风格：硅谷的投资公司多是个人英雄主义，在这类公司里，每个合伙人都是全能运动员，帮着被投资企业完成所有事情，这种模式一般适合于高科技的成长企业：而在波士顿这种地方，投资公司则是比较典型的团队组合模式，一部分是投资合伙人，一部分是运营合伙人，组合起来帮助企业成长。
朱敏更偏向后者，他认为如此才能真正辅助中国的创业企业获得成功。而当时在中国的外资投资公司更多采取硅谷模式，NEA也不例外。这种差异让朱敏最终选择了离开，并成立了赛伯乐，而NEA对赛伯乐50％的出资则表示了对这位投资新手的充分认可。
当然，赛伯乐也并非完全照搬波士顿式的投资模式。朱敏不可能让赛伯乐的10个合伙人完成所有任务，毕竟这是一家新成立的投资机构。在很多经营事务上，朱敏都找到了合作机构，形成了自己的战略资源，比如在信息技术平台上与其儿子朱磊创办的红杉树公司合作，在金融支持上则得到硅谷银行的帮助，这种合作的体系被他称为“联合舰队”。
单独评价哪种模式更好，并没有太大意义。就像朱敏所关注的电子服务业，将传统产业和互联网整合在一起，需要技术平台，也不能缺少服务模式，还要通过兼并来扩张，并要考虑国际化问题，这样的企业就更需要实力雄厚的运营团队。完成种种整合并不容易，因此，朱敏对投资过的公司总是进行“干预”，经常得到“朱总的手很长，非常喜欢伸到公司里面去”的评价。
朱敏则表示：“我也不会随便乱伸手，不能违反游戏规则。”作为被投资企业的董事，他也害怕那些“同事们”的误解，尽管市场上认可这种投资模式的企业不在少数。“当然，我们也不太考虑拒绝我们介入的公司。”
天使投资是一项慈善事业
“赛伯乐”是朱敏取的名字，用意一眼就可以看穿：找合适的人去做项目，而不是找一个好项目去投资。现在，赛伯乐已经投资了近十家公司，而朱敏以个人身份做出的投资项目还高于这一数字。
早在2004年之前，朱敏就以个人身份为他“喜欢”的年轻创业者提供启动资金，一般投资额都在50万美元－100万美元之间。对他而言，做出此类投资有各种原因，大多数时候是因为他看好创始人，愿意支持他们学习创业经验。
在天使投资的世界里，朱敏更像个天真的孩子，没有丝毫顾虑。他笑呵呵的评论自己某些投资决定，明知道这个人、这家公司、这个领域不能获得成功，还是愿意资助他们。他觉得花100万美元培养一个真正的MBA是值得的。
朱敏想象着失败的经历会将那些创业者锻炼成一个个合格的CEO，重新创业之时成功的几率就会提高很多。“这些人某种程度上后来都要成功的，大多数我最终都会赚到钱的。”朱敏甚至这样安慰那些为他考虑的朋友们，他不担心自己的投资有去无回，更相信这些“错误”的资金其实是投给这个创业者的下一个项目的。他也笑着提醒，“天使投资大多数不代表真正的投资方向”，请同行们跟风失败后切勿怪罪于他。
40岁才开始创业的朱敏始终认为，评价一个人成功与否，惟一的标准就是看他创业是否成功，而不是有多少头衔。受硅谷文化的耳濡目染，创业成为朱敏的精神追求，没有精力再去创业了，就去辅助他人创业。
朱敏认为天使投资很大程度带有慈善的性质，也呼吁大家理解他，并和他一起来做好这项事业。“我觉得在中国要形成这种风气，天使投资是成功企业家回馈社会的一种方式。”谈到这里时，朱敏严肃起来。
在他看来，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有责任辅导年轻人，辅导他们走上创业之路。如果大家都宣传这种慈善事业，每个成功的人都认为不支持创业是件很惭愧的事情。“有一天，像硅谷的文化一样，做天使投资成为一种时髦，支持创业成为慈善的一部分，那就轻松了。”和年轻人在一起
朱敏在美国的家离斯坦福大学不过十分钟的车程，他似乎与这所学校有解不开的缘分。1984年，36岁的朱敏被公派前往斯坦福攻读MBA，后来他的儿子朱磊也在那里获得了硕士学位，现在他的女儿正在攻读MBA。去斯坦福大学之前，朱敏对计算机几乎一无所知，可是之后他创办了网讯。
斯坦福时光为朱敏开启了第二次人生的大门，给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2007年，朱敏捐助1，000万美元给浙江大学，成立了非营利性机构——浙大国际创新研究院，就是要参照斯坦福大学的模式，做一家真正能把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研究机构。
“我希望，今后三年能够做出一个成功的案例，五年内这个模式在中国落地。”作为这个项目的创始人，朱敏有很多期待。他希望更多浙江民营企业能到硅谷去，也希望把硅谷的经验引进来，把斯坦福大学的专业人士请过来。他甚至还计划在这所研究院退休，当投资公司步入正轨后，他就会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研究院，研究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思维创新等。
回到中国，在中国退休，幻想自己的晚年，要跟一大堆充满梦想的年轻人在一起，“最快乐的人，到死掉的一分钟为止，都和年轻人一起梦想着将来。”这就是朱敏。
一旦打算回国和年轻人们一起创业，朱敏就下决心把根扎在中国大地上。带着网讯这笔交易赋予的声名，他回到了自己曾经熟悉的土地——浙江。在这里，他曾经做了7年农民，1年多建筑工人，也读完了大学。
他将上海、北京这样的城市想象为租界，认为这些城市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太过国际化，并不是落脚的合适地点。而在浙江，作为浙商们的骄傲，朱敏可以和创业者们很好的沟通。与其他很多投资机构很看重创业者的海外背景不一样，朱敏“不喜欢”海归们，除非他们真正了解中国市场，并得到了本土的认可。
钟情电子服务业
在创立网讯的过程中，朱敏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路。每一项服务都有它相关的生态系统，在这个生态系统里，怎么通过互联网的平台为用户提供更多的服务，形成一个更大的生态链?他举例说，一家自然成长率50％－100％的公司，如果通过整合进入更大的平台，成长率可能变成300％。这正是网讯成功的基础。
而在人口众多、消费升级的中国市场，服务老百姓永远是最大的商业机会。如何把商品价格降低，更好的服务老百姓，这其中有太多机会，特别是利用互联网的平台整合线下的渠道。于是，朱敏避开了一些热门的投资概念，坚持自己定下的方向，投资于他所谓的“电子服务业”，也就是电子商务加上现代服务。
快康医疗就是这样一家企业，他甚至亲自担任董事长一职。按照朱敏的计划，快康医疗很快就会上市。除此之外，他已在杭州投资了5家高科技企业，其中“中国绿线”目前是全球惟一可实现互联网、短信、通讯网三网进行互动搜索的企业；而连连科技这家支付网络服务商则是其得意的项目之一。
回国之初，由于没能很快适应中国国情，朱敏走了一些弯路，被人忽悠过、蒙骗过，这更让他体会到本土化的重要。如今赛伯乐已经吸引了各种类型的合伙人10人左右，还成立了人民币基金。有了本土团队的帮助，朱敏开始能更好的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与一些规模更大、经济实力更为雄厚的大牌投资机构相比，赛伯乐则显得更本土化。
干预之手
毫无疑问，自从在国内开始投资以来，朱敏一直思考着适合这片故土的投资模式。早在2004年，朱敏被曾投资过网迅的投资机构NEA“收编”，以合伙人的身份加入，走上“创而优则投”的路子。
按照朱敏的理解，美国事实上有两种类型的投资公司，有着各自的投资风格：硅谷的投资公司多是个人英雄主义，在这类公司里，每个合伙人都是全能运动员，帮着被投资企业完成所有事情，这种模式一般适合于高科技的成长企业：而在波士顿这种地方，投资公司则是比较典型的团队组合模式，一部分是投资合伙人，一部分是运营合伙人，组合起来帮助企业成长。
朱敏更偏向后者，他认为如此才能真正辅助中国的创业企业获得成功。而当时在中国的外资投资公司更多采取硅谷模式，NEA也不例外。这种差异让朱敏最终选择了离开，并成立了赛伯乐，而NEA对赛伯乐50％的出资则表示了对这位投资新手的充分认可。
当然，赛伯乐也并非完全照搬波士顿式的投资模式。朱敏不可能让赛伯乐的10个合伙人完成所有任务，毕竟这是一家新成立的投资机构。在很多经营事务上，朱敏都找到了合作机构，形成了自己的战略资源，比如在信息技术平台上与其儿子朱磊创办的红杉树公司合作，在金融支持上则得到硅谷银行的帮助，这种合作的体系被他称为“联合舰队”。
单独评价哪种模式更好，并没有太大意义。就像朱敏所关注的电子服务业，将传统产业和互联网整合在一起，需要技术平台，也不能缺少服务模式，还要通过兼并来扩张，并要考虑国际化问题，这样的企业就更需要实力雄厚的运营团队。完成种种整合并不容易，因此，朱敏对投资过的公司总是进行“干预”，经常得到“朱总的手很长，非常喜欢伸到公司里面去”的评价。
朱敏则表示：“我也不会随便乱伸手，不能违反游戏规则。”作为被投资企业的董事，他也害怕那些“同事们”的误解，尽管市场上认可这种投资模式的企业不在少数。“当然，我们也不太考虑拒绝我们介入的公司。”
天使投资是一项慈善事业
“赛伯乐”是朱敏取的名字，用意一眼就可以看穿：找合适的人去做项目，而不是找一个好项目去投资。现在，赛伯乐已经投资了近十家公司，而朱敏以个人身份做出的投资项目还高于这一数字。
早在2004年之前，朱敏就以个人身份为他“喜欢”的年轻创业者提供启动资金，一般投资额都在50万美元－100万美元之间。对他而言，做出此类投资有各种原因，大多数时候是因为他看好创始人，愿意支持他们学习创业经验。
在天使投资的世界里，朱敏更像个天真的孩子，没有丝毫顾虑。他笑呵呵的评论自己某些投资决定，明知道这个人、这家公司、这个领域不能获得成功，还是愿意资助他们。他觉得花100万美元培养一个真正的MBA是值得的。
朱敏想象着失败的经历会将那些创业者锻炼成一个个合格的CEO，重新创业之时成功的几率就会提高很多。“这些人某种程度上后来都要成功的，大多数我最终都会赚到钱的。”朱敏甚至这样安慰那些为他考虑的朋友们，他不担心自己的投资有去无回，更相信这些“错误”的资金其实是投给这个创业者的下一个项目的。他也笑着提醒，“天使投资大多数不代表真正的投资方向”，请同行们跟风失败后切勿怪罪于他。
40岁才开始创业的朱敏始终认为，评价一个人成功与否，惟一的标准就是看他创业是否成功，而不是有多少头衔。受硅谷文化的耳濡目染，创业成为朱敏的精神追求，没有精力再去创业了，就去辅助他人创业。
朱敏认为天使投资很大程度带有慈善的性质，也呼吁大家理解他，并和他一起来做好这项事业。“我觉得在中国要形成这种风气，天使投资是成功企业家回馈社会的一种方式。”谈到这里时，朱敏严肃起来。
在他看来，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有责任辅导年轻人，辅导他们走上创业之路。如果大家都宣传这种慈善事业，每个成功的人都认为不支持创业是件很惭愧的事情。“有一天，像硅谷的文化一样，做天使投资成为一种时髦，支持创业成为慈善的一部分，那就轻松了。”和年轻人在一起
朱敏在美国的家离斯坦福大学不过十分钟的车程，他似乎与这所学校有解不开的缘分。1984年，36岁的朱敏被公派前往斯坦福攻读MBA，后来他的儿子朱磊也在那里获得了硕士学位，现在他的女儿正在攻读MBA。去斯坦福大学之前，朱敏对计算机几乎一无所知，可是之后他创办了网讯。
斯坦福时光为朱敏开启了第二次人生的大门，给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2007年，朱敏捐助1，000万美元给浙江大学，成立了非营利性机构——浙大国际创新研究院，就是要参照斯坦福大学的模式，做一家真正能把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研究机构。
“我希望，今后三年能够做出一个成功的案例，五年内这个模式在中国落地。”作为这个项目的创始人，朱敏有很多期待。他希望更多浙江民营企业能到硅谷去，也希望把硅谷的经验引进来，把斯坦福大学的专业人士请过来。他甚至还计划在这所研究院退休，当投资公司步入正轨后，他就会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研究院，研究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思维创新等。
回到中国，在中国退休，幻想自己的晚年，要跟一大堆充满梦想的年轻人在一起，“最快乐的人，到死掉的一分钟为止，都和年轻人一起梦想着将来。”这就是朱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