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中美欧围绕对华贸易救济措施的三起争端在上诉机构报告通过后结案。上述争端虽然分属反补贴、反倾销和特保措施领域,并避开了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这一敏感的话题,但却不约而同地挑战了美欧基于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施加于中方的特殊的、不利于中方的差别待遇,同时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中国加入法律文件中的不利条款的解释和适用。从诉讼结果来说,中方有得有失,得大于失。双反措施案上诉机构报告和GPX案美国联邦上诉法院判决使中关之间围绕对华反补贴的角力出现了有利于中方的形势,但美国并未完全丧失规则博弈的主动权。美国是否会修改或调整现有做法,甚至在2016年之前放弃对华反补贴,仍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中方在获得了国别税率问题上的胜利的同时,仍面临反倾销规则博弈的不利局面。欧盟如何执行DSB裁定尚不明朗,欧盟可能还会寻求替代措施而非撤销国别税率做法。中方对美国轮胎特保措施起诉是我国政府努力抑制特保措施不利影响的重要尝试,而败诉本质上中国入世谈判规则博弈局部不平衡的结果。中国应重视对华贸易救济的争端解决和规则博弈中出现的具有长期性和广泛性影响的不利规则,在未来通过启动后续谈判等相关途径,构建有利于中方利益的规则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