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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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爱”概念一直以来颇受关注和争议。争议大抵由对该概念的内涵理解不一所致。准确理解其内涵是解决争议的关键。本文力图从现代逻辑分析的工具，通过定义的方法严格刻画出“兼爱”概念的内涵，并在明确其内涵即“人人相爱”的基础上对其相关性质进行了重新分析。“兼爱”与“博爱”并不等同，前者包含后者于其中；在“被爱者”的范围上，“兼爱”还优越于儒家“仁爱”。这些分析的结果显然与以往的流行看法颇为不同。而这些新认识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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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哲学系，北京 10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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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爱”概念一直以来颇受关注和争议。争议大抵由对该概念的内涵理解不一所致。准确理解其内涵是解决争议的关键。本文力图从现代逻辑分析的工具，通过定义的方法严格刻画出“兼爱”概念的内涵，并在明确其内涵即“人人相爱”的基础上对其相关性质进行了重新分析。“兼爱”与“博爱”并不等同，前者包含后者于其中；在“被爱者”的范围上，“兼爱”还优越于儒家“仁爱”。这些分析的结果显然与以往的流行看法颇为不同。而这些新认识对于我们以全新的视角看待长期以来备受冷落的墨家哲学也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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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场“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文化”的论战中，《一十宣言》的发表引起了众多学者对中国本位文化的关注。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反思中国本位文化派的观点，从中寻找今天文化的建设方向。首先，在对“中国本位文化”的理解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解释，即“中国本位·文化”和“中国文化·本位”。十教授及支持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学者大都明确自己的观点为“中国本位·文化”，然而笔者在阅读其文章过程中，发现学者
张君劢是中国20世纪现代新儒家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在20世纪20年代的科玄大论战中，他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差别进行了探讨，既指出了科学万能论的错误和科学本身的局限，又强调了科学不可泯灭的功绩和功能。他十分重视人生观的特点和意义，并探讨了与人生观相关的一系列哲学问题。在科玄论战中，张君劢先生掀起了中国20世纪年代的人文思潮探讨，并且进一步的影响了中国近现代的学术发展。本文就是从科玄论战中张君劢
胡适对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之推崇是在于发挥儒学传统价值，对于儒学的批判则是去除在传统中形成的陋习与偏激。文章重点考察了胡适对于孔子的名学思想、改良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等思想的发掘。另外，文章还对胡适关于宋明理学中核心问题之一“格物”的重新诠释进行了论述，并延伸到胡适对于整个中国文化的态度。胡适对于儒学的扬弃影响深远，重新审视这一问题将能使我们更能深刻理解胡适对中国文化复兴的热忱以及更能明确儒学的现代发
政治伦理思想是《管子》这一奇书的重要组成部分。《管子》政治伦理思想的哲学基础包括她的唯物主义思想(唯物主义的本体论、认识论及历史观)、人性论思想、国家起源论思想等。其政治伦理思想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治者之德性(君主、臣下的各自德性要求)、全民道德建设思想(指导思想、发展目标及具体方略)、权力运作过程的思想(以德为魂、以法为体、德法兼治)。《管子》以政治伦理思想对我们的启示主要在三个方面：执政党自身
新理学开创了研究中国哲学的新方法，其创新之处体现在对方法的创新，实现了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的相结合，实现了古今中西的会通，理学与心学、儒家与道家的相圆融，从方法上明晰了儒学如何在新时代继续发展，如何得其真精神、真意思，为中国的现代哲学提供精神资源，为民族寻找安身立命之道。
牟宗三先生认为中西哲学是普遍性真理的特殊性体现，是通过各自的“孔”展现的，具有历史必然性和道德必然性。哲学的任务在于解释性说明，这使其区别于科学描述。特殊性的主体只能是人，进而由人组成的民族也具有特殊性。中国哲学注重主观德性的修养，强调“反躬自省”。西方哲学注重对与自然界的交流，原因在于二者选择的通孔不同，无孰优孰劣之分。
后儒多谓阳明为孔孟之道的真正继承者，原在孔孟之道，重在内求，阳明之儒道，亦在于内求矣。阳明之道，如代数之已知数和未知数。阳明之本体，即“天理、性、道心、良知、德性”，为已知数，而“私欲客气、将迎意必、才、喜怒哀乐之气、恐惧、念头”等好比未知数，只要“道心”澄明，一切未知数都可解。天理、性、道心、良知、德性，非完全一事物，为何用等号，乃是指其或者说内涵为一物也，都是天之理，用我们现在的语言来描述，都
《老子·第五十九章》提出了“啬”这个很重要的范畴，这一范畴既涉及治国之道，又关乎养生之道，本文着重就其养生方面的意义进行探索，并考察一些传统养生思想对它的继承与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传统诚信观与社会主义义利观有着新的时代内涵，二者的辩证统一充分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固有价值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代要求。构建“公平正义、诚信友爱”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传统诚信观与社会主义义利观的辩证统一，必须将以“以人为本”的理念注入到传统诚信观之中、注入到义利统一的社会主义义利观之中。
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墨子，从“兼相爱，交相利”的主张出发，提出了为政治国的关键在于人才的思想。墨子提出了“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的人才标准，明确了“尚贤使能”的用人标准，强调了“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培养人才的标准。墨子的人才思想的提出在当时社会条件下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并且对当今社会的人才思想的发展也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