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作为一种新兴的可利用资源,必然会催生新的产权需要,但新型数据资源采取何种财产权保护路径目前还尚且存在争议。知识产权、所有权、新型数据财产权、债权以及竞争法等权利保护路径之间存在冲突。所有权、知识产权与新型数据财产权之间存在根本性的矛盾,一般公开数据是否构成商业秘密这一问题也在实务中存在争议。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在于数据财产权的权利客体,权利主体不确定和权利性质均尚未明确。厘清数数据与信息的关系是确定数据财产权权利客体的基础问题,数据与信息应当被分为物理关系层面和价值关系层面。在物理层面上,数据应当被视为信息的载体,而不是信息本身,数据法的规制对象应当是大数据而不是信息;在价值层面上,数据和信息的价值则是一体的,不宜被区分看待。就大数据的归属而言,劳动价值论决定了数据财产权是以数据搜集者为代表的数据从业者,而非数据产生者并不必然享有数据所有权。通过对数据类型进行分类,可以将大数据类型分为数据资产,商业秘密数据和一般公开数据,三种不同类型的数据资源对应着不同的数据财产权益,即数据支配权、商业秘密权益以及其他不受不正当竞争行为侵害的权益。数据支配权应当被定性为数据财产权,而不是数据知识产权;其他数据财产权应当由权利人的技术手段和商业秘密法律规范进行保护;一般公开数据应当由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般条款进行保护。债权保护路径不具备可行性和合理性,新型数据财产权保护路径则没有脱离数据所有权保护路径的基础。就域外经验而言,我们应当警惕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过度侧重个人信息安全而忽视数字经济发展的做法。我国的数据保护立法应当确立“权责明确”、“有限介入”和“合理使用”三项原则,合理平衡数据财产权和数据流动性价值的冲突。从而进一步建立“数据所有权”+“限制不正当竞争”的保护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