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开始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人口迁移也经历着内在机制和外在形态两方面的深刻变革,其突出的表现就是非正式人口迁移规模的不断上升,东部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成为非正式人口迁移的重要流入地。另一方面,中国在20世纪后期还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下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但中国的人口转变在空间上又是不平衡的,城乡和地区之间差异很大,当广大农村地区还在面临人口转变所带来的人口增长压力时,人口转变超前大城市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了极低水平,进入了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阶段。人口转变的不平衡性和大规模人口迁移的共同作用,使中国大城市的非正式人口迁移既有工业化和城市化时期乡城人口迁移的特点,又具备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后期替代人口迁移的特点。这种独特的人口迁移过程既为农村和落后地区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重要的空间,又为大城市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口机会窗口;不仅有效地调节了城乡和地区之间人口结构的差异,同时也改变了城乡和地区之间的人口发展趋势。京津沪是目前中国人口转变最超前的城市,也是吸引非正式迁移人口最多的城市,因而,我们以这三个城市为例,对大城市非正式迁移的人口效应进行了分析,发现非正式迁移人口正以其典型的劳动年龄人口结构,增加了大城市劳动力资源的供给,减缓了大城市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和程度,减轻了城市人口的抚养负担。另一方面,通过分析三个城市的企业调查数据,发现大城市对外来劳动力的依赖性也日渐增强,在外来劳动力不断冲击的过程中,城市劳动力市场也经历了由分层到竞争与融合的转变过程。尽管非正式人口迁移对大城市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这:种收益能否长期存在,还取决于非正式迁移人口能否融入大城市,实现社会融合,否则大规模的非正式人口迁移不仅不能给大城市的发展带来助益,反而会成为大城市发展所面临的负担,因而我们还对非正式迁移人口的社会融入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京津沪外来农民和外来市民,在迁移原因、受教育和培训情况、就业、收入、消费、合同签订情况、劳动者权益、社会保障、社会交往、心理认同和继续留城意愿等方面存在着广泛的差异,城乡制度性分割的影响在迁移之后依然存在。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性别、年龄、居住时间、培训、养老保险、城市等因素对城市居民身份认同有显著影响;来源地、教育程度、合同、培训、迁移时间、月收入、城市、职业和雇主等因素对继续留城意愿有显著影响;而且对外来市民和外来农民而言,显著影响他们城市居民身份认同和继续留城意愿的变量也是有差异的,因而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必须注意到非正式迁移人口的内在差异,差异化的政策措施更有助于促进他们的社会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