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作为日本文学代表性作家,1994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继川端康成之后获得此奖的第二人。大江作为深受存在主义、尤其是存在主义小说家萨特的影响之作家而广受瞩目,大江文学中留存着浓厚的“存在主义倾向”。丰富的外国文学阅读经验、智障的长男大江光的出生、对广岛的访问(1964)、原水爆禁止世界大会(1963)的参加等均对大江的创作产生较深的影响。长篇小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获第三届谷崎润一郎奖,1994年作为大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理由而被提名,堪称是大江文学中期最重要的代表作。作品发表的时间为1967年,有着“安保运动”和“战后生活巨变”的时代背景,且正是存在主义在日本盛行的时期,《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自是会受到存在主义的强烈影响。作品中主人公的死也被称为“存在主义的伦理的实践”。本论文旨在研究大江健三郎如何受存在主义影响,以小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为中心,重点探讨作品中体现的大江文学中存在主义的新发展以及《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的战后价值。鉴于此研究的目的,以小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为中心,在解读文本的基础上结合相关的论文、著作,通过文献分析、对比分析等研究方法,由存在主义视角对《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加以研究。本论文首先分析大江文学中存在主义与战后民主主义的关系,其次对作品所折射出的大江文学中从“我”到“我们”的存在主义的新拓展加以分析,最后探讨小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的战后价值。本论文旨在从思想层面上考察作品中体现的存在主义及其对表现作品的主题和现代社会起到的作用;明确大江文学和存在主义的关系,加深对大江文学的理解;通过存在主义,深化了人们在绝望的环境中寻找出口,并积极地生活下去的主题。大江文学中实现了从“我”到“我们”的转换,使存在主义的影响对象由个人延伸至国家乃至全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