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人口出生率屡创新低,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的增长速度却不断加快。“少子化”与“老龄化”并存的严峻趋势,似乎将中国推向了人口结构变动的十字路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使得老年人的养老待遇呈现出持续增长的刚性需求,而少子化却让养老保险基金未来的收支平衡雪上加霜。为了保障老年人口的刚性生活需求,扩大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范围,提高统筹层次成为了国家与各界人士的共同目标。鉴于实现一步到位的养老金全国统筹存在难度,国家于2018年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建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的通知》（国发[2018]18号）,中央调剂金的建立也成为了基础养老金由省级统筹迈向全国统筹的过渡性措施。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国办发[2019]13号）,中央调剂金的调剂比例从3%提高至3.5%。中央调剂金的实质是基于不同区域间基础养老金发展差异,通过建立中央调剂金从而改善各省基础养老金收支状况的制度。那么,中央调剂金制度正式实施以来,其调剂效果如何,是否会改善当前以及未来各省基础养老金的收支状况?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又该从哪些方面对其进行优化呢?中央调剂金作为养老保险制度迈向全国统筹的第一步,其顺利实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有必要明确上述问题的答案。首先,从理论上来看,中央调剂金在增强一部分省份基础养老金可持续性的同时,也加重了另一部分省份养老保险制度的负担。本文以世代交叠模型和基金收支平衡理论为理论基础,探究了中央调剂金如何影响各省基础养老金收支平衡的科学问题。在实施中央调剂金制度的情形下,从基础养老金筹资模式的数理模型中可以看出,各省基础养老金的收支平衡不仅受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影响,还受到中央调剂金上解额度与拨付额度差值的影响。根据中央调剂金的运行机制可知,上解额度与拨付额度的差值主要取决于该省制度抚养比与全国制度抚养比的比值以及该省职工平均工资与全国职工平均工资的比值两个因素。中央调剂金流入地一般为制度抚养比高、工资水平低的省份,而流出地一般为制度抚养比低、工资水平高的省份。实施中央调剂金有利于增强制度抚养比高、工资水平低省份的基础养老金可持续性,但是会加重制度抚养比低、工资水平高省份的基础养老金负担,以此起到均衡各省基础养老金结余分布的作用。其次,从中央调剂金对基础养老金收支平衡影响的现状分析来看,当前城镇企业职工基础养老金在各省之间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中央调剂金的实施有效均衡了各省基础养老金的累计结余分布。本文从中央调剂金制度的政策目标出发,基于中央调剂金调剂公式和国家统计局公开的分地区、分年度统计数据,构建了单个省份调剂指标和全国调剂指标等评估指标,对中央调剂金的现期效果以及各省基础养老金收支状况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当前养老保险基金的当期结余与累计结余高度集中于云南、上海、贵州、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北京、西藏10个省市,且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中央调剂金制度的实施有效均衡了各省基础养老金的结余分布。单省份调剂指标的构建用该省获得的拨付金额和上解调剂金金额之比表示,从单个省份调剂指标来看,中央调剂金净流入省份大多属于制度抚养比指标比值较高、平均工资指标比值较低的地区,而中央调剂金净流出省份大多属于制度抚养比指标比值较低、平均工资指标比值较高的地区。此外,本研究还发现造成各省之间基础养老金结余分布两极分化的因素主要来自于制度抚养比指标比值的变化。全国调剂指标的构建用调剂金制度“受益省”的中央调剂金净流入总和与全国的中央调剂金上解额之比表示,从全国调剂指标来看,中央调剂金总额总体上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而且实行中央调剂金制度之后,有22%的中央调剂金起到了调剂的作用。再次,从中央调剂金对基础养老金收支平衡影响的预测分析来看,在中国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关键期,中央调剂金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恶化了上海、江苏、福建等省份的养老金收支状况,同时还出现了西藏、贵州等西部欠发达省份救济其余省份的局面。为了进一步明确中央调剂金制度实施后未来历年各省基础养老金首次出现的当期赤字年份、累计赤字年份以及当期赤字规模、累计赤字规模等收支状况的关键指标,本文通过建立人口预测模型和基础养老金收支模型,以城镇职工基础养老金为研究对象,依据现实可行参数,对不实施和实施中央调剂金制度各省基础养老金收支状况进行了预测。模拟发现中央调剂金制度实施后北京、福建、西藏、贵州、上海、江苏、山东和广东8省市首次产生累计赤字的年份提前,河北、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广西、海南、重庆、宁夏、新疆和山西11个省份首次产生累计赤字的年份延迟,在其余首次产生养老金累计赤字年份不变的12个省份中,天津、内蒙古、辽宁、吉林、浙江、湖北、四川、云南、甘肃、青海10个省市首次产生养老金累计赤字的规模减少。此外,中央调剂金制度的实施减少了青海、宁夏、海南、天津、河北、上海、四川、广西、湖南、甘肃、新疆、山西、湖北、内蒙古、浙江、吉林、黑龙江、辽宁18个省市2050年的养老金累计赤字规模,同时也增加了广东、北京、贵州、山东、福建、河南、云南、江苏、陕西、西藏、安徽、江西、重庆13省市2050年的养老金累计赤字规模。最后,从中央调剂金的优化来看,在中国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关键期,优化上解方案和拨付方案、提高统筹层次到全国层面并不是解决基础养老金长期赤字缺口的根本方法,而生育政策的调整和延迟退休的实施既可以增强中央调剂金的调剂效果,又可以保证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为了进一步完善中央调剂金制度,本文基于制度本身和配套性政策两个方面对中央调剂金制度进行了优化。从中央调剂金自身优化来看,随着上解方案调整,广东、福建、北京、西藏、山东、陕西、贵州7个省市首次出现累计赤字的年份提前,山西、河北、甘肃3个省份首次出现累计赤字的年份延迟;随着拨付方案的调整,无论未来平均上解比例达到多少,2050年前获得的中央调剂金不能完全覆盖预测期内产生的养老金赤字总缺口;基础养老金的全国统筹也只能缓解部分省份的养老金支付危机,而不会影响全国基础养老金的可持续性。从中央调剂金的配套性政策来看,调整生育政策和实施延迟退休均可以增强中央调剂金的调剂效果,但是相比生育政策,延迟退休的配套甚至能从根本上改变全国部分省市2050年产生养老金累计赤字的趋势。本文的创新有以下三点,一是基于世代交叠模型和基金收支平衡理论分析了实施中央调剂金制度情形下基础养老金筹资模式的平衡条件,丰富了中央调剂金对基础养老金收支平衡影响的理论分析。世代交叠模型为基础养老金实行现收现付制的财务运行模式提供了基本的分析模型,在此理论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建立了基础养老金的收支平衡测算模型,进而探究了中央调剂金对各省基础养老金收支平衡的影响情况。二是通过细分考虑各省基础养老金的差异,明确了实施中央调剂金后未来各省基础养老金出现赤字的年份及规模,为完善中央调剂金政策作参考。结合各省经济水平、人口规模等因素的差异,通过建立各省人口预测模型和基础养老金收支测算模型,进一步明确了不实施中央调剂金和实施中央调剂金两种情形下未来各省基础养老金收支失衡出现的时点以及规模,为下一步政策的制定及完善做参考。三是在测算中考虑了最新降费政策并在不同情景下设定差异化值,更为符合现实情况,提高了测算的准确度。在各省养老金收入支出精算模型的建立过程中,将最新降费政策考虑在内,同时考虑生育和老龄化本身对精算参数（养老金支出和养老金收入核算中的参数）的影响,相比前人精算模型,不同政策调整下不再采用相同的缴费基数和养老金增长率等,而是根据情景的不同,设定了差异化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