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中国一直积极致力于温室气体减排。发改委2011年宣布将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深圳、湖北、广东作为试点在中国建立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是一重大举措,7试点在2013-2014年陆续启动交易。从试点碳市场到全国碳市场,中国的排放权交易机制建设工程历时7年。在全国碳市场即将启动正式交易及各项基础设施正在不断完善之时,对已经历5-6个运营期的试点碳市场进行减排效果评估,对全国碳市场的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致力于回答“中国试点碳市场是否起到了有效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作用”这一核心问题,选用了公共政策评价领域常用的合成控制法与双重差分法作为本文的实证手段进行分析。所用数据为30个省会城市（除西藏、港澳台地区）2005-2017年的二氧化碳排放数据和5个影响二氧化碳排放的经济指标。本文以湖北、广东、北京、上海、天津、重庆6个试点碳市场作为研究对象,深圳由于数据的缺乏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内。具体而言,本文以各省市二氧化碳排放量（CO2）为被解释变量,试点碳市场政策（CM）为核心解释变量,城镇化率（urb）、人口总量（pop）、人均GDP（pgdp）、二产占比（indus）、煤炭消耗量比重（coal）为控制变量。本文主要的研究结论如下:（1）就实证方法而言,双重差分法与合成控制法都无法独立完成对所有试点的检验。两种方法独立使用时,广东两种方法均适用且两种方法的结果可相互佐证;湖北、北京、上海、天津只能使用双重差分法;重庆可使用合成控制法,如以合成控制法的结果为基础进一步使用双重差分法,得出的结果也印证了单独使用合成控制法的结果。（2）减排有效性方面,北京、上海、湖北、重庆有效,广东无效,天津因检验结果不具稳健性尚无法判断。具体而言,北京、上海、湖北、重庆碳市场政策的实施对于当地二氧化碳的排放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这四个试点碳市场的实施实现了环境红利;而广东碳交易市场对于当地二氧化碳的排放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进一步研究发现城镇化率的提高会引起广东二氧化碳排放的显著增加。另外,天津的检验结果不具有稳健性,因为在仅有“碳市场政策”这一个变量的模型中天津碳市场显示减排有效,但进一步加入控制变量并且剔除时间和地区异质性的影响之后,天津试点碳市场政策的减排负效应变得不再显著,因此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天津的二氧化碳排放的减少是由试点碳市场的实施引起的,但是本文发现城镇化率、煤炭消耗量比重的升高都会引起天津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加。（3）政策的时间效应方面,四个减排有效试点中,只有上海的碳市场政策存在时间滞后性,北京、湖北、重庆不存在政策的时滞性。上海碳市场在开市运营一年之后才开始发挥减排作用,但2015—2017年不仅减排的作用增强且减排的效果也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湖北、北京与重庆的碳市场政策对二氧化碳减排不存在时滞效应,从开市运行的第一年就有显著的效果。（4）各个试点的减排中介路径方面,北京和湖北的减排中介路径中既包含了减少能源消耗总量又包含了降低能源消耗强度,且二者为互补的中介;上海试点碳市场的减碳途径为降低能源消耗强度;而重庆与之相反,唯一的减碳路径为降低能源消耗总量;对于广东来说,能源消耗总量与能源消耗强度均不是其减排中介。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北京、上海、湖北、重庆4大减排有效试点应总结前期有益经验继续深化试点示范作用。4大试点在未来的运行中要结合本地发展特色与产业结构状况继续加强机制创新、完善立法、在保证市场有效运行的前提下给企业适当的入市鼓励,推动试点碳市场更好的发展。其次还应积极参与全国碳市场的建设,主动开展与非试点城市的交流合作。（2）广东试点碳市场未来应保证政策颁布的稳定与连续。政策的稳定性是市场平稳运行的关键因素之一,广东碳市场的管理部门应保证政策颁布与实施的稳定和连续,这样就不会给市场各方带来经济风险,稳定、连续、透明的政策措施有利于市场主体进行正确的经济决策并降低交易成本。（3）各试点应合理安排碳市场政策与其他节能减排政策的实施。各试点碳市场主管部门在制定政策前要保证对市场参与方的充分了解,统筹安排碳市场政策与其他节能政策的并行,避免政策重复造成管理成本的上升和企业经营压力的增大。（4）控排企业应积极入市交易加强碳资产管理意识。控排企业对于自身发展应该具有前瞻性,充分利用碳市场机制做好碳资产管理,转变发展理念,争取掌握低碳经济时代的主动权。排放量较低的企业应该积极参与市场交易,利用自身优势实现盈利,排放量较高的企业可以通过参与市场交易找到降低碳排放成本的方式,并且加大技术创新力度,使得能源消费结构向低碳化绿色化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