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经学、史学和文辞的角度对吕祖谦《左氏博议》加以论析。这些角度都是宏观性的，中国古代的许多文化现象都可以从这三个方面加以考察。然而，相比较而言，吕祖谦《左氏博议》更加适合从这三个方面加以考察，这是由《左氏博议》的一些特性决定的。首先，它依据《左传》发论，而《左传》向来被儒士视为阐释经典的著作，与《春秋》经具有密切的关系，因此不能忽视它在经学上的意义。其次，《左传》又是一部编年体的史书，吕祖谦是依据历史人物和事件来发论。作者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这也是我们在读《左氏博议》时所不能忽视的。最后，《左氏博议》是为了古代科举考试而编写的应试文章，具有一定的范本意义，可以让初次习文的人有一定的借鉴。它作为古代有代表意义的“经义”体文集，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八股文体，这些都值得我们从文辞的角度去分析。在结构安排方面，本文首先介绍前人的研究成果及版本流传，随即进入论文的主体，一共分为三个部分，最后以附录的形式对论文进行补充。 主体的第一部分从经学的角度分析《左氏博议》。《左传》之所以受到重视，并被纳入科考的范围，正是由于它所依傍的《春秋》拥有“经”的地位。前儒已经花了许多精力来探究其中的微言大义，吕祖谦在这方面没有什么突破，但对《左传》的分析更加细致，甚至有些琐碎，吕祖谦往往是在这些方面超越前人，因而带有翻案的习气。另外，吕祖谦还对《左传》的作者提出了一些批评。然而，朱熹对《左氏博议》的议论方式有所批评，但在经学思想方面，他们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分歧。而朱熹之所以对《左氏博议》提出批评，主要是因为他忽略了《左氏博议》的“经义”体特点。 第二部分从史学的角度分析《左氏博议》。和一般的史论不同，《左氏博议》更加游离于历史之外，具有更多的发挥性和引申性，而且多从小处立论。在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时候，作者往往将自己置身于完美道德的高度，而将历史客体置于审判之席，因而不免有“判官”之讥。作者似乎也乐意承担历史“判官”的使命，俨然大公无私。然而一旦回到现实，与自身密切相关的人也不免于审判的时候，作者则显然要宽容许多。如两宋之交，作者的曾祖吕好问曾经出仕张邦昌伪朝，颇受人诟病，吕祖谦则曲意声辩。而后来的王夫之则再次“审判”吕好问，王夫之使用的“审判”方法类似《左氏博议》。 第三部分从文辞的角度分析《左氏博议》。唐宋之际的古文运动并没有使骈文消歇，骈文的形式甚至影响了通经致用的“经义”体文章。论文的这一部分主要借助启功先生对骈文的分析成果和范式，对《左氏博议》的文辞进行分析。后世的八股文实际上是脱胎于两宋的“经义”，对“经义”体的《左氏博议》进行分析，可以更好地了解后世的八股文；反之，对八股文的了解也可以促进对“经义”体的《左氏博议》的了解。因此，本文也将启功先生对八股文的分析模式应用到《左氏博议》上，比较深入地去揭示《左氏博议》的文体特征。文章最后附录了吕祖谦的传记，并对传记加以疏证，以补充论文主体部分所没有涉及的作者生平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