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进程带来了经济上的飞跃,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但随之而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削弱了居民的公共福利,特别是大气污染问题,更是严重的威胁居民身体健康。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说明保障国民健康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研究大气污染的健康效应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为了全面衡量大气污染对公众健康的影响,本文以环境经济学和健康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识别大气污染对公众健康的影响机制。首先,本文选取2015年作为研究基年,选取流行病学中普遍采用的泊松回归模型对北京2015年全年日均PM2.5浓度进行危险度健康评价。其次,为了对大气污染的健康危害进行识别,本文选取2002-2016年中国30个省市区数据,以围产儿死亡率作为公众健康的代理指标,采用空间自滞后模型(SLX)分析大气污染的长期健康影响。最后,以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分析大气污染滞后项对公众健康的异质性影响,捕捉其非线性特征。短期健康评价结果显示:如果2015年北京地区PM2.524小时均浓度达到国标情景75μg/m3,则可以避免呼吸系统疾病住院约57755例,心血管疾病约34606例,儿科约473754例,内科约1163606例,急性支气管炎约277621例,哮喘约325370例;按照世界卫生组织情景,如果PM2.524小时均浓度达到25μg/m3,则可以避免呼吸系统疾病住院约83661例,心血管疾病约51137例,儿科约705168例,内科约1739962例,急性支气管炎约371195例,哮喘约457518例。大气污染的长期健康效应研究结果显示:大气污染具有显著的空间关联特征,呈现出高-高和低-低的空间集聚现象。大气污染浓度的增加是显著增加围产儿死亡的主要因素之一,但邻近地区的大气污染浓度增加并未对本地区围产儿死亡产生不利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利于降低围产儿死亡,经济发展的背后带来的是对物质生活的满足,继而是对更高的精神和自身健康的追求,因此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居民健康的有力保障;医疗支出占消费比重的增加会降低围产儿死亡率,医疗支出的占比增加说明居民对自身健康关注度提高,居民会提前预防疾病,降低围产儿的死亡率;人口密度的增加并没有增加围产儿死亡;受教育程度虽然会提高居民的保护意识,但教育的转化并非一朝一夕,所以其系数并不显著;每千人医疗卫生人员的增加反而提高了围产儿死亡率,这一结论说明国家医疗投入并没有有效的转化为居民所需,医疗资源的集中使得居民看不起病的情况依然存在。面板门槛模型结果显示,临近地区大气污染浓度会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对本地区围产儿健康显现出不同的健康效果,具体表现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临近地区大气污染浓度对本地区的围产儿死亡率的抑制作用越来越强。进一步讨论发现:接收到临近地区高浓度大气污染信息之后,“警示作用”的存在使本地政府和居民会预先采取措施保障自己健康,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这种作用愈加显著,这使得临近地区大气污染对本地区的围产儿死亡产生抑制作用。综上,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①必须进一步落实国家发布的《大气十条》计划和各项节能减排工作,争取早日达到国际标准,建设健康中国;②在治理大气污染时必须同时考虑地理因素和经济因素,单方面的实行治理策略不会达到预期效果,应加强实行区域间联防联控政策,这才是建立绿色中国的必然选择;③作为市场运行的监管者,政府需要对每个行业按照其边际污染处理成本进行差别征税,以此弥补其排污行为导致的负外部性成本,并将税所得投入到绿化环境和医疗事业之中,直接和间接的保障居民健康;④政府应该提高孕妇群体的社会福利,比如定期免费对孕产妇群体进行身体及胎儿检测等;⑤要加大健康教育宣传,建立层层宣传机制,从政府部门到基层社区形成有效的学习途径,定期进行安全教育讲座学习,最大限度减少大气污染造成的健康损失。本文的主要贡献体现在:首先,在样本选择角度,本文选取2002-2016年中国大陆30个省市区年均PM2.5浓度较能全面的反映真实空气污染情况;其次,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以10米高风速作为大气污染浓度的有效工具变量处理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最后,在研究内容上,本文采用空间自滞后模型识别大气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并运用面板门槛模型解释大气污染和公众健康之间的非线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