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虽以一代文宗之名流芳千古,为宋以后历代骚人墨客所景仰,但于其高妙诗词文章背后起重要支撑作用的宇宙人生之思,却也非常值得后人玩味与体察。苏轼的哲学产生于其所处的独特时代——一个呼唤儒、道、佛三教圆通的北宋,更产生于贯彻今古的中华文化精神传统——一种对合一与和谐状态的孜孜追求。所以,对一切对立与冲突进行化解与超越、力求达致圆融的努力,充盈着苏轼的整个哲学体系。于内圣之学的天道观中,其体现为对生生之源与世界之本的连接,兼及其间所包含之重要对立范畴的互融;于人性论中,其体现为对种种偏执一端之人性观念的超越;于工夫论中,其体现为对主客分立的最终消解;于境界论中,其体现为对同与异相反相成的深刻洞见。在外王事功方面,苏轼努力地将自己的价值信念与价值理想付诸实践,于文化氛围、政治环境、变革骤渐等诸多方面均有独到的见解。这种圆融特色,反映了苏轼心目中对理想人格的期许,更反映了中国哲学的精神。本文绪论部分首先对“苏轼哲学”的涵义进行界定,以明确本文的研究对象集中于“苏轼哲学体系本身”,而非泛泛而谈的“苏轼哲学思想的发用”或“苏轼哲学思想的体现”等,并对本文勾勒及阐释苏轼哲学体系时所依据的主要文献及版本问题进行简要说明。随后,概括并简短评述到目前为止哲学及文学领域研究者对苏轼哲学已做出的重要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写作的创新思路——以宋学研究的传统框架统摄具体内容的辩证推进,并略论本文用到的研究方法。最后,通过对本文主标题“冲突与圆融”内涵的解释,揭示苏轼哲学的特色及本文撰写所本之宗旨,以统领全篇。第一章依中国古代哲学“究天人之际”的基本逻辑,以天道论起始,分疏了苏轼哲学天道观中的宇宙生成论和本体论两种不同的成分,指出了苏轼讨论宇宙生成论的真正意图所在,并对其本体论结构进行了展示与说明。在本体论部分,还通过对王弼、郭象及老子之本体论思想的简要回顾并将之与苏轼的本体论对比,揭示了苏轼在建构其本体论时对三者所进行的改造与融合的细节。其后,在对“易”这一概念的剖析中,说明了苏轼在沟通宇宙生成论与本体论时所做的努力,以及因此而带来的始料未及的模糊性后果。最后一节,通过对苏轼天道观的整体回顾,揭示出贯穿其中的“自然”与“大全”之“无”的特征,它们作为苏轼哲学圆融性的另一种表述,为苏轼哲学的其余部分奠定了基调。第二章讨论苏轼哲学中最为核心的部分——性情及才,亦即人性论。第一部分通过对苏轼面对人性问题所提出的“性—情”结构及内涵的分析,说明了这一结构实是苏轼天道观之本体论结构的人化,由此而为其整个人性论奠定了基础。紧接着人性结构问题的,是对人性的价值判断问题,亦即人性的善恶问题。苏轼将人性之“善”实析为两层:一是包括人的自然和社会两种属性及二者所归属的自然和社会两个领域的全体均处于各得其所状态的“善好”之“善”,二是仅就人所建构的社会领域而言的道德之“善”。两者一方面是一致的,因为道德之“善”实际上是“善好”之“善”的“具体化”;另一方面又是不同的,因为道德之“善”从根本上讲是人自为而有意地建构起来的,而自在与自然却逻辑地在“善好”之“善”中居于优先地位。这种“自在”与“自为”的不同,也就是苏轼“善”的两个层次区分的关键,其间透露出了“自由”的消息。所以,在专门讨论道德之善恶时,苏轼提出了一个关键命题——“性之所能之”。这实际上是一种对前人就道德善恶论人性所导致的二律背反的超越,在中国哲学史上实具有重大意义。除此之外,苏轼还针对汉唐儒者混同“善恶”与“智愚”从而建立起的性三品说进行了批评,认为“性”只论“善恶”,“才”只论“智愚”,二者相异,不可混淆。这就在化解人性旧说所造成的矛盾方面迈进了一大步。第三章集中讨论了苏轼哲学中关于修身养性的工夫和由此所期达致的理想境界。就前者来说,苏轼既已在性情论中明确了“各得其所”的自然与大全之“善”,则做工夫的首要步骤便是对万事万物之“所”与“性”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这也便是建立在“静”基础上的“观”。然而,人作为一能动的存在,又不能仅停留在“静观”的认识状态,还需要将认识与思考所得实践出来,所以,“循理而动”的工夫就自然而出。从这前两种工夫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荀子认识论的影子。不过,“据静以观”和“循理而动”,总是建立在一种人物有“隔”与“分”即主客二元对立的结构之上的,因而,欲对之进行超越而达到进一步的合一与圆融境界,便需要一种物我两忘、超越主客二分的工夫,于苏轼处,这也就是“遗心致道”。个人所“致”之“道”乃个体的理想境界,一切个体所“致”之“道”的交融则为群体的理想境界,亦即“诚同”。“诚同”境界中所包含的同异之辩,既是苏轼哲学本体论中有无之辩的折射,亦是苏轼哲学的内在逻辑向起点进行的更高层次的回归。第四章通过对苏轼涉及外王事功方面一系列文字作品的分析与解读,展示了苏轼内圣之学中所显露之圆融特色于其外王主张中的具体表现。从根本上讲,“内圣”必开出“外王”这一思路本身,就说明了苏轼对理论与实践、个体与群体之间圆融与和谐状态的追求。而分疏地说,这种对圆融的追求主要展示在其文化观中的多元导向、政治观中的宽容精神以及变革论中的渐进主张等方面。结语部分指出苏轼对圆融状态的追求反映出了他心中一直悬设着的“水”的理想人格,这种扫荡一切执著对立、通达一切障碍而近臻化境的理想人格实为中国哲学之精神——“变”的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