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学家关心投资主要是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从需求管理的角度，着眼于短期经济稳定运行，使(Ⅰ)=S，保持宏观总量平衡;另一方面则是从长期增长的角度，着眼于促进资本深化，进而使经济保持长期增长，这也是本文关注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着眼之处。　　本报告第一节是对投资与经济增长理论的简单回顾，第二节总结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国际经验，第三节是对我国建国以来投资变动趋势的回顾，并从四个方面对我国高投资现象进行初步的分析，第四节分析我国的投资规模，第五节分析我国的投资效率，第六节是对我国投资政策的建议，第七节对未来十五年我国投资率变动趋势作出展望和预测。　　着眼于长期经济增长，投资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是长期增长路径的决定因素之一。自从上世纪40年代以来，先后出现了增长理论研究的三次高潮。第一次高潮集中在哈罗德和多马的新凯恩斯主义著作中，得出了“高储蓄、高投资带来高增长”的结论;第二次高潮是在50年代中期，索洛和斯旺建立新古典增长模型，并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和持续的研究;第三次高潮是因罗默和卢卡斯的研究工作发起，引发了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该理论在使用重新定义的“储蓄、投资、资本”概念后，也得出“高储蓄、高投资带来高增长”的结论。　　在全球范围内观察，投资率较低的国家是经济最为落后或经济波动较大的国家，较高的投资率有利于实现较高的经济增长。在国民收入上升过程中投资率先升后降呈“马鞍型”的运行态势，在工业化初期，投资率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即使在工业化中期阶段，投资率在较长的时期内仍保持较高水平。在工业化基本完成后，投资率表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长期而言，高投资一般能带来高经济增长，但在某一时期或某经济周期内，投资增长与经济增长并不完全同步。各国都非常关注通过提高投资规模和投资效益，促进经济发展，主要的做法有:1、扩大投资规模;2、硬化债务的约束性;3、优化投资环境;4、适当放松政府投资管理权;5、以产业规划引导投资。　　建国以来，我国投资率变动态势与目前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的运行态势不同，呈现剧烈波动和相对不稳定状态，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近年来长期高位运行的投资率引起了众多的质疑和批评，很多人已将其作为中国经济过热或不健康运行的根源。我们从四个角度观察问题和梳理思路进行初步分析。从经济现实的观察来看，高投资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建国后最好的十年，经济运行处于高增长低通胀的理想状态;从国际上对日韩高投资现象的分析和评价看，大部分文献都对高储蓄高投资持积极的评价，持负面评价的文献相对较少。我国的资本形成结构日趋合理，而人均资本形成水平又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这些因素有助于我们更为客观的评价和分析我国当前的高投资现象，事实上我国投资率的变动趋势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工业化进程、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和市场化进程密切相关，长期高位运行的投资率有其内在的必然原因。　　从投资规模的角度进一步分析我国高投资现象可发现我国的投资率的确不低，但在较高的投资率后面，却有着更高的储蓄率。1994年以来，我国的储蓄率一直高于投资率，储蓄-投资缺口始终存在，且近两年来的储蓄-投资缺口出现扩大趋势。与宏观经济呈现出良好发展前景的同时，近年来高流动性过剩压力、高贸易摩擦压力、高人民币升值压力一直困扰着着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报告认为投资不足导致的储蓄-投资缺口是导致“三高压力”的重要因素。日本和韩国的经验表明，比率较高的储蓄-投资缺口发生在工业化的晚期。而我国目前处于工业化中期，就出现了长达十余年且有扩大趋势的储蓄-投资缺口，这种反差不能不引起关注和思考。从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现实压力看，更多地来自于相对于更高储蓄率的投资不足，而非投资过度问题，如果继续认为我国的投资规模过大，投资率过高，而对投资进行管制和压抑，将使国内的储蓄不能物尽其用，以低廉的成本流到国外，同时也会造成我国经济运行中三高压力更趋严重。未来的工作应该是加大投资力度，弥合投资缺口，才能有限纾缓三大发展压力。　　从投资效率分析的角度进一步分析我国高投资现象可发现建国以来投资宏观效率总体上趋好;1998年以来投资宏观效率有所下降，但并没有明显恶化。这种下降是与当时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固定资产投资的行业/部门结构变化;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尤其是高资本密集度的重化工业部门发展十分迅速等因素息息相关。从世界范围看，我国投资宏观经济效率实际并不差，完全是可接受的。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宏观经济效率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要好于1994-1996年间的东南亚国家;中国投资宏观效率与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相比也是相当好的，除略低于同期低收入国和高收入OECD国家的水平外，比中高收入国家和高收入非OECD国家的效益都要好很多。与典型国家高增长时期的比较，中国高增长时期的投资效率低于日本和韩国，这可能是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高速增长，但经济发展水平仍赶不上日本和韩国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尽管我国投资效率有所下降，但也完全是可接受的。经济运行中的确需要进一步提高投资效率，但也不能因噎废食，完全否定投资的积极意义。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报告提出如下八项政策建议:确立“消费投资双鼓励”的政策导向;实施保持相当投资规模和增长的政策;倡导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公共投资力度;扩大住宅投资，消化过剩产能;重视技术进步和资源节约，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施新型工业化战略，稳步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以提高效益为核心逐步调整对外开放战略;加快推进相关经济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进程。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的阶段性符合世界规律，并有着加速发展的三大内在动力:滞后于工业化水平的城市化进程有加速发展的内在要求，与就业结构不相协调的城市化进程有加速发展的内在要求，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城市化进程有加速发展的内在要求，所以未来十五年内中国仍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区，城市化将支撑我国的高投资。同时，中国较长的工业化进程将使投资率长期保持较高的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将促使工业化进程加快，特别是重化工业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对高强度的投资产生内在需求，所以投资率会在相当长时间内持续高位。报告认为当前我国投资率在向建国后历史最高的变动区间靠近，未来投资率维持上升或在高位振荡调整状态还将持续一段时间，期间会随着经济周期的波动而有所波动，所以2005-2020年我国投资率大体保持在38％-45％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