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合同法》中的不安抗辩权和预期违约均是关于预期不履行的救济制度,在适用要件和法律效果上存在着重叠的可能性,本文主要讨论如何梳理和区分二者的关系。《合同法》中的不安抗辩权对应于“渐进性”法律救济,预期违约对应于“径直性”法律救济,故二者在功能和适用范围上应有明确区分。在现行《合同法》框架下,应将预期违约的适用范围限定于严格意义上的期前拒绝履行,同时对不安抗辩权的适用范围进行适度扩张,以使其适用于所有不履行可能性较高但尚不确定的情形。此外,针对《合同法》第69条债权人解除合同后如何请求损害赔偿的问题,本文认为,期前解除权和期前损害赔偿请求权在法理基础及成立范围上并不相同,二者在逻辑上属于两个问题,故在不安抗辩权框架下仅规定中止履行权和期前解除权即已足够,既无须将第69条与预期违约规则衔接,亦无须将其解释为新的预期违约规则;而有关适用第69条时的期前损害赔偿问题,则应根据《合同法》第107条而非第108条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