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资金互助社在当前正规金融机构不能满足“三农”金融需求的背景下产生并不断的蓬勃发展。由于向农民资金互助社内投入的资源禀赋存在差异,社员可以划分为核心社员与普通社员。核心社员与普通社员通过向农民资金互助社内投入股金取得入社资格,并向资金互助社内投入互助金,依据投入的股金和互助金取得投资回报,核心社员与普通社员间构成了“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然而,在实地调研中发现,核心社员与普通社员作为农民资金互助社的股东,参与收益分配的标准不同,核心社员通过投入的股金能够获得股金分红,而普通社员则只能获得高于当地农村商业银行的同期存款利息。在农民资金互助社发生破产倒闭时,核心社员以投入的股金为限承担损失,普通社员投入的互助金也难以得到返还,从而使普通社员的利益难以得到保护。社员与农民资金互助社属于股权关系还是债权关系不仅影响社员能够取得的收益,而且影响着社员承担的风险大小,尤其是在农民资金互助社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时可以收回互助金的可能性。因此,有必要对核心社员与普通社员在农民资金互助社的法律身份加以辨析,从而明确核心社员与普通社员在农民资金互助社内的真实身份,从源头上保护社员利益。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以江苏省盐城与连云港市69家农民资金互助社为研究背景,结合2008至2016年这10年以来对农民资金互助社的实地调研资料,研究的内容主要为:（1）比较分析股权关系与债权关系的性质,结合农民资金互助社的特征,从民主治理、收益分配及风险承担三个方面对社员与农民资金互助社的法律关系予以分析,明确实际运行中社员与农民资金互助社的法律关系是否与政策规定的一致;（2）参照大股东与小股东、股东与债权人间的利益冲突分析农民资金互助社内社员之间存在的利益冲突,在此基础上分析农民资金互助社股权关系的异化路径。（3）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对社员与农民资金互助社股权关系异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4）运用案例实证分析法,从研究样本中选取典型案例,从民主治理、收益分配及风险分担三个方面对实际运行中社员与农民资金互助社股权关系的异化现象予以分析,并运用前文构建的分析框架,分析社员与农民资金互助社股权关系异化的形成机理。（5）根据理论分析与案例实证分析中寻找出的农民资金互助社股权关系异化的内在机理,提出有针对性与可操作性的建议,以期能够规范农民资金互助社的运行机制,规范社员与农民资金互助社的法律关系,保护普通社员的利益,提高农民资金互助社提供金融服务的质量。（3）通过对社员与农民资金互助社法律关系的辨析,以及对社员与农民资金互助社股权关系的异化路径及形成机理的探讨,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在农民资金互助社的实际运行中,社员与农民资金互助社的股权关系存在异化现象。与政策规定的股权关系相比,普通社员与农民资金互助社在享有的权利、收益分配方面形成“虚设”的债权关系,然而在农民资金互助社破产清算时,普通社员与农民资金互助社仍然是政策规定上的股权关系;而核心社员与农民资金互助社始终保持着政策规定上的股权关系。（2）社员与农民资金互助社股权关系的异化路径为股东→债权人→股东,主要分为二个层面三个节点:当普通社员加入农民资金互助社、参与收益分配时,普通社员的股东身份债权化,当普通社员承担农民资金互助社风险,尤其是农民资金互助社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时,普通社员的身份由债权人转变为股东。（3）在普通社员加入农民资金互助社前,核心社员主要利用其对普通社员的信息优势,隐瞒加入农民资金互助社应当承担的风险,使普通社员做出逆向选择。当普通社员加入农民资金互助社后,核心社员与普通社员在“利益诉求”、“责任”、“能力”与“意愿”方面的差异,使普通社员存在享有权利不自知与主动放弃控制权的行为。核心社员通过参与农民资金互助社的日常经营管理掌握信息优势,利用对农民资金互助社的控制权,采取侵占普通社员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发生道德风险。而普通社员的普遍“搭便车”行为与外部监管的缺失使监督效用难以得到有效发挥,以约束核心社员的控制权。综合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加强信息传递,缓解普通社员与核心社员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2）控制社员投入货币资本的差异,防止“主动窃取控制权”和“主动放弃控制权”。（3）控制“三会”中核心社员占比,提高普通社员的参与度,并建立有效的外部监督机制。（4）建立行业自律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