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教育权学说是在战后日本五五年体制下诞生的教育法学理论,其核心观点是认为教育权归属于国民,限制教育行政对教育内容的介入。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在政治上确立了“自民党对社会党”的五五年体制,教育上则相应形成了“文部省对日教组”的构图。在保革对立、矛盾重重的背景下,教育权概念在日本被初次提及。之后双方围绕教育问题争论过程中涌现了大量涉及教育法解释及教育思想的诉讼,而国民教育权学说也在诉讼中完善,因与司法实践及教育运动的紧密互动,国民教育权学说在作为一种教育法学理论的同时也具备着运动理论的色彩。其中对国民教育权学说影响最大的是家永三郎教科书诉讼与旭川学力测试事件。1970年教科书诉讼一审判决采纳了国民教育权学说的主要主张,标志着国民教育权学说发展的顶峰。70年代之后,日本学校教育问题愈发复杂,此前在国民教育权学说中被忽视的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矛盾开始表面化。1976年“旭川学力测试”事件终审判决明确采纳折衷的理念,变相地为教育权论争划上了一个句号。在未能得到司法承认与学界逐渐涌现的批判声中,学者开始重新审视国民教育权学说并予以修正。但其作为一种教育、教育法学理论最终还是未能重新获得如60年代时一般的生命力。导致这种结果的重要原因是70年代日本大众消费社会的成型。消费社会下教育大众化与个人意识增强使新的教育问题层出不穷,教师与学校的权力性被重新发现。教育的市场化、私事化进程引起了教育公共性与私事性的矛盾,这同样也超出了国民教育权学说关心的范畴。国民教育权学说源于学者、教师阵营对教育行政改革的反抗,其发展自身根植于历史环境,很大程度上服务于当时的教育运动,因而理论构建并不完备。随着社会背景变迁,当全新的教育问题浮现出来时,学说难以在自身基础上完善应对,导致了相关研究在学界逐渐边缘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