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收入如何流动,其流动结果能否打破因收入不平等的代代相传导致的“阶层固化”格局,是当前个人、社会和政府关注的焦点以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命题。Becker and Tomes(1979)、Solon(2004)等人的经典理论共同指出,代际收入流动与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密切相关;效用最大化理论表明不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分布会持续引发劳动力迁移;因此,对代际收入流动的估计需考虑劳动力迁移的作用因素。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分析代际经济地位转移背后的因果机制:第一,基本公共服务质量一直被认为是代际收入流动的主要传递路径,本文在验证此命题的基础上,以劳动力迁移概率为局部工具变量分析劳动力的空间选择在冲击基本公共服务获取机会时,代际收入流动会呈现何种变化;第二,通过劳动力个体层面和区域层面的异质性特征,研究劳动力迁移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强度。实证层面上,本文选取CHNS(中国家庭营养与健康调查)1989~2011年的九轮调查数据,从层层递进的五个方面展开研究:第一,以Becker and Tomes(1979)的代际收入流动分析模型为出发点,从时间演变和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异质性两个层面分析中国代际收入弹性的变动特征;第二,对第一步地区层面代际收入弹性的差异,以Oaxaca-Blinder分解法对城乡子代群体间的收入不平等进行分解;第三,对建立的包含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两期世代交叠模型进行基准回归分析,以验证经验研究在中国背景下是否成立;第四,考虑劳动力迁移后,运用Heckman两步法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劳动力迁移与代际收入流动的理论机制进行实证研究;第五,通过劳动力个体异质性特征划分如受教育程度、年龄和区域异质性特征划分进行Heckman两步法回归研究劳动力迁移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强度。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还处于较低的水平,基准回归得到代际收入弹性为0.544,代际收入弹性随时间呈现“M型”下降趋势,经济发达地区的代际收入流动性较好;第二,基本公共服务质量能有效改善代际收入流动状况,教育质量和医疗保险对个人净收入促进作用较大,降低了父子代收入的相关性,对于社会底层人群,其获取的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提高能够有效改变阶层固化格局,促进代际收入流动;第三,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特别是教育质量是影响劳动力迁移决策的重要因素,年龄与劳动力迁移存在“倒U型”关系;第四,劳动力迁移能够显著促进代际收入流动,并且强化了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对个人收入的促进作用,教育在相关传递路径中贡献最大,迁移到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劳动力个体能够显著改善代际收入流动性。理论机制和实证研究结论都表明,政府要继续实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对贫困地区的精准扶贫工作还需进一步关注基本公共服务扶贫,保障其获取机会的公平性,弱化子代受教育水平分化问题;同时政府要放松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的相关因素,合理地处置不同户籍、不同地域所享受福利的巨大差异,加快完善迁移人口的相关社会保障制度,如医疗、社会福利保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