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期的人口结构失衡愈发严重,“少子化”、“老龄化”问题凸显。为此,中央分别于2013年11月、2015年12月实施了“单独二孩”政策、“全面二孩”政策,但政策的合理性并不代表可以取得满意的成效,从新增出生人口角度,“单独遇冷”已成共识,“全面二孩”政策当年效果明显,此后逐年递减。由于生育政策同家庭及社会经济需求具有密切联系,在当前进一步鼓励生育呼声升高的背景下,探讨二孩政策对二孩生育行为及家庭消费的影响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微观视角,二孩政策的实施会直接影响目标家庭的二孩生育行为,由此带来的子女数量变动,会进一步影响家庭消费决策。此外,由“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是我国二孩政策逐步实现全面放开的渐进性过程,为便于直观比较两次二孩政策的效果差异,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尝试将两次二孩政策放在一个解释框架内,主要研究并回答以下问题:（1）二孩政策是否对一孩家庭的二孩生育行为产生影响?二孩生育率水平如何?（2）对于受二孩政策影响的目标家庭群体,其二孩生育行为是否对其消费水平产生影响?如果有,变动程度如何?如果没有,是否存在内在机制的影响?全文共五章。第一章为绪论,首先介绍了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其次梳理了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及家庭消费影响的国内外文献,并构造了本文的研究框架。第二章是理论机制分析,首先对研究主体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简述了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人口结构、家庭消费结构的转变过程。其次阐释二孩政策、二孩生育行为、家庭消费三者间的传导机制,本文从微观路径出发,二孩政策会首先作用于目标家庭的二孩生育行为,进而影响其家庭消费水平,对于家庭消费的影响又分别存在促进效应和抑制效应两种作用机制。最后,对总体异质性进行了讨论。第三章是二孩政策影响二孩生育行为的实证分析,利用CFPS2010、2012、2014、2016四期的数据,借助倾向匹配得分法匹配出受二孩政策影响的实验组和不受二孩政策影响控制组,进一步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分别估计两次二孩政策对二孩生育行为的影响,并完成稳健性检验和安慰剂检验。第四章是二孩政策影响家庭消费的实证分析,本章在第三章所匹配的实验组和控制组基础上,引入是否生育二孩虚拟变量,构建三重差分模型,估计二孩政策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其次采取替换变量、扩展样本期、安慰剂检验等方法完成稳健性检验。最后,进一步将购房贷款纳入到模型中,考察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并进行了不同收入层次和不同雇主属性的异质性分析。第五章总结全文的主要结论,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研究发现:（1）“单独二孩”政策对单独家庭的二孩生育行为没有产生显著性影响,基本支持了“单独遇冷”的学界共识。进一步对家庭消费影响的实证检验中发现,“单独二孩”政策也没有对单独家庭的消费总量水平及不同类型消费产生影响。（2）“全面二孩”政策对非独家庭的二孩生育产生了显著性影响,政策实施后,非独家庭发生二孩生育行为的概率提高了1.38倍,存在明显的正向效应。进一步对影响家庭消费的实证检验中发现,“全面二孩”对家庭消费总量水平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对生存型消费没有显著影响,但对发展和享受型消费有更强的负向影响。政策实施后,家庭消费总量的对数下降了0.4436,发展和享受型消费的对数下降了0.8972,抑制效应明显。（3）在进一步分析“全面二孩”政策对家庭消费带来的负向影响中发现,收入水平越高的家庭,这种负向效应越弱;对于体制内工作的家庭,这种负向向影响不显著,但在体制外工作的家庭,会有更强的负向影响;购房贷款对生育二孩的非独家庭的消费性支出存在一定的抑制效应;基于上述结论,本文从促进二孩生育、拉动家庭消费两个方面提出,应进一步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加快构建新生育模式下的政策支持体系,扩大二孩家庭群体数量。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社会经济政策的配套衔接,从而提升家庭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当然本文仍存在很多不足有待解决。比如目标家庭的设定在提高政策研究精度的同时,也带来了有效样本较少的不足,这给本文深入挖掘不同特征家庭的政策效应差异制造了障碍。此外,本文仅是从微观路径对二孩生育行为及家庭消费进行考察,考虑到宏观路径传导的滞后性,没有考虑一般均衡下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