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南朝琅琊王氏与吴郡张氏奉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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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初年佛教传入中国,到东晋南北朝,佛经翻译和佛教论著快速增加,信众不断增长。随着汉末玄学兴起,士大夫热衷于清谈,在这个背景下,佛教般若学与玄学在理论上有了交流契机,佛教为士大夫所接触和接受,最后甚至成为家族性宗教信仰。琅琊王氏和吴郡张氏家族性奉佛表现尤为明显。琅琊王氏从西晋王澄开始接触佛教,到王导倾心佛理,再到王洽、王珣、王珉父子信奉佛教,又到南朝时期王氏家族成员多有拜师僧人,从而问道,甚至接足顶礼、持戒皈依,王褒自言自幼及老,家族“既崇周、孔之教,兼循老、释之谈,江左以来,斯业不坠”。佛教赫然成为琅琊王氏家族宗教信仰,轨迹清晰。具体而言,琅琊王氏共有7位成员先后建立并经营7座寺院;有王凝之、王珉、王练等3人为檀越资助当时名僧翻译《中阿含经》、《阿毗昙经》、《五分律》等三部经典;有22人与僧人交游往来,甚至不乏有从僧人受戒正式为佛教弟子的。琅琊王氏家族政治社会地位显赫,与当时中枢核心权力接近,由此家族成员几次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比较有影响的有关佛教政策和理论的大讨论中,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晋安帝初年,时任领军将军、吏部尚书、中书令的王谧被动参与到沙门敬事王者讨论,力主反对“沙门敬事王者”。这场讨论的获胜,虽然不是王谧一个人的努力(持反对意见的还有当时的尚书令桓谦、庐山释慧远等),但王谧无疑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从侧面反映琅琊王氏对政治和佛教的强大影响力。琅琊王氏奉佛呈现出鲜明特征,如从儒道兼宗到儒释道三教兼奉,并由于家族在政治社会文化上的优势地位,琅琊王氏在当时建康社会文化清谈圈中始终处于主流中心位置,而这是其他门阀士族所不及或不具备的。吴郡张氏是江南四姓之一,相较琅琊王氏,这个家族在政治上的崛起较晚,大抵起于晋宋之间,此后历朝,不乏其人。吴郡张氏个别成员接触佛教在曹魏之时,但家族成员大量奉佛在东晋后期。这与吴郡张氏政治上的发展轨迹具有某种一致性。张澄、张彭祖、张敞与僧人交游往来,张裕、张邵兄弟任职多地期间屡次供养僧人,到南齐张融时作《门律》自言“门世恭佛”。家族奉佛脉络也比较清晰。吴郡张氏家族成员有5人建立5所寺院,13人与多达29位大德高僧人交游往来,甚至有请僧尼为门师、供养僧尼和持戒皈依。吴郡张氏奉佛也表现出明显特征,如儒释道三教兼宗,吴郡张氏家族成员对地方佛教的推动影响似乎更明显一些。同时,吴郡张氏与多位女性比丘尼有交接,或交游往来,或请为门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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