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进程持续推进,现代公司治理逐步发展完善,企业作为当代社会经济运行主体,如何承担社会责任的理论解释成为社会和学界关注的焦点。目前学界已有大量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但大多都是将企业社会责任作为解释变量研究其作用,如对公司财务绩效、股价等的影响,少数学者针从利益相关者视角,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进行了深入研究分析。这部分研究主要从利益相关者视角出发,研究不同的利益相关者诉求如何促进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以往研究发现公司股东作为企业的一个重要利益相关者会对公司的社会责任行为产生影响。但这部分研究通常是观察公司股东和管理者的第一类代理问题如何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忽视了在发展中国家公司治理中主要存在的第二类代理问题,即大股东和小股东之间的冲突对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对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有利于透彻地理解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具体动机,并且推动公司治理理论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在联系发展,探索发展中国家背景下公司治理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机制。本研究基于代理理论,从股东间代理冲突视角阐释企业为何要履行社会责任,并且在公司内外部治理结构中寻找影响二者之间关系的机制。本研究采用实证研究方法,以我国2012年至2017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样本,结合润灵环球企业社会责任评级机构对上市公司报告的评级结果,构建了多元回归分析模型,以股东间冲突为解释变量,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为被解释变量,引入独立董事、监事会和制度发展作为调节变量,控制企业规模、上市年限、董事会规模、企业性质、负债水平、披露形式、两职兼任等变量。本论文发现股东间冲突显著正向影响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的企业越倾向于参与社会责任活动,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可以解释公司倾向于参与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因为在类似金字塔结构下的企业集团内,控股股东可以利用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实施隐蔽的掏空行为,还能将大部分投资成本转移给其余中小股东。此外,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中的独立董事和监事会能对股东间冲突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关系起到显著的抑制作用,这是由于在企业内部经营决策过程当中,独立董事和监事会都能发挥监督作用,降低控股股东掏空发生的可能。制度发展作为公司外部治理机制中的一种,也可以有效削弱股东间冲突对企业社会活动的影响,在法律制度发展更为完善的区域,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会受到严格限制,同时也为中小股东提供更多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