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互联网正加速进入智能融合的新时代,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突破应用,传统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特征趋势日趋明显,数字经济正在成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新型经济形态,数字经济的发展浪潮势不可挡,企业围绕数据的竞争愈加激烈,数据驱动型并购交易变得越来越频繁,如美国的Facebook并购Instagram案、微软并购领英案,国内的滴滴并购Uber案与携程并购艺龙网等。由于数字驱动型并购具有与传统并购不同的特性,尤其是现有的反垄断审查制度在申报门槛标准、实质性审查标准和审查程序上主要面向的是传统经济背景下的经营者集中,门槛阀值设计过高,审查标准缺乏针对性,审查程序存在执法公开力度不足的问题,因而在面对数据驱动型并购时稍显力不从心。对此,有必要深入研究数据驱动型并购的反垄断法规制的立法目的和原理,对于符合新时代下反垄断法的实践需要有重大意义。本文一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结合国内外数据驱动型并购的典型案例,如微软收购领英、Facebook收购Instagram案等,介绍了数据驱动型并购有别于传统经营者集中的含义、特征、竞争效应等内涵,为后续完善数据驱动型并购的反垄断法规制规则起到理论上的帮助作用。第二部分分析了数据驱动型并购的反垄断审查制度中的事前申报标准的问题,结合国内外执法事件对现有事前申报制度存在的申报标准单一、计算方式不明确、豁免制度适用性不足、惩处威慑力受限等问题进行了总结,提出了确定多元申报门槛、具化豁免事由和提高惩处力度的解决方案。第三部分分析了数据驱动型并购的反垄断审查制度中的实质性审查标准的问题,指出传统三大界定相关市场方法在界定数据产品或服务时的功能障碍和衡量竞争效果的因素缺失,提出了引入新的变量因素和测试方法来改良相关市场的界定方法,将消费者福利和科技创新标准嵌入到竞争效应的审查内容中,探讨更契合数字经济下的数据驱动型并购的实质性标准。第四部分分析了数据驱动型并购的反垄断审查制度中的问题,探明现有反垄断审查程序存在缺乏公共评议机制和依职权主动调查能力不足两方面问题,提出改进公众评议的程序与流程,增加大众参与经营者集中案件的参与度,明确依职权主动调查的时间、程序、方式和具体实施步骤的解决方案,保证反垄断审查程序的合法合规性。第五部分汇总分析了现有反垄断审查制度在规制数据驱动型并购时的不足与值得商榷之处,将对现有事前申报标准、实质审查标准和审查程序的建议内容进行了系统整合与分析,以期对建设符合新时代需求的反垄断法审查制度提供一定理论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