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股东控制权私利行为既是全球公认的公司治理难题,也是当前中国公司治理实践的焦点问题。在中国转型经济的特殊治理环境下,国冇控股公司和家族控股公司的大股东凭借其在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乃至关联公司的控制权,冇可能在追求控制权私利的过程中侵害中小股东和公众利益,破坏公司治理环境。本文从大股东掏空“动机——行为——绩效”的整体分析范式,分析大股东控制权私利形成的动态过程、主体行为等微观机理,建立大股东控制权私利与企业绩效间的联动关联模型;并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大股东控制权私利的行为模式。注意到大股东控制权私利行为实际上都是主体特征与情境因素动态适配的结果,具有伦理决策的特点,因此本文在此基础上归纳出大股东控制权私利行为的三种基本模式:违法违规的“闯红灯模式”、可能并不违规（合法但可能不合理）的“擦边球模式”和形式上并不违规（合乎法律规范和公司治理程序但可能有悖社会伦理“不合情”）的“蚕食者模式”,并通过多个案例加以解析。另外,为推进大股东控制权私利行为治理,需要我们注意大股东控制权私利行为中“法、理、情”的纠结,强化公司治理相关法规的刚性约束,严惩各种违法违规行为;规范相关行为边界,提高大股东伦现决策的道德强度,挤压其机会主义选择的空间;完善公司法人制度,尊重利益相关者合法权益,激励大股东控制权私利与企业绩效的兼容和共享。本文的研究意义旨在从制度与伦理二维视角动态地识别和分析大股东控制权私利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控制权私利的行为模式,为设计有效的治理策略、优化董事会、完善其他内部控制制度和市场监管制度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建议。通过制度层面上控制权私利与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以及伦理视角下的理论分析与多案例解析,本文得出以下研究结论:第一,在制度视角下,基于控制权私利形成的动态过程分析,本文构建了大股东刚性收益、弹性收益与企业绩效的边界渗透传导模型。基于控制权私利形成的主体行为分析,得出了大股东股权结构、公司治理水平与控制权私利的关系。最后基于控制权私利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分析,提出大股东获取控制权私利是凭借其控制权人地位不断挤压控制权共享收益、扩张控制权私利的结果,存在刚性边界和弹性边界,得出控制权私利与企业绩效的四种关系。第二,基于实证研究,本文得到了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控制权私利呈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控制权私利与企业绩效之间呈正U型关系;表明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同时存在堑壕效应与利益协同效应。由于实证结果与机理分析的相悖,进一步结合公司发展生命周期进行讨论,本文得理论上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控制权私利的关系应为正U型与倒U型相结合的S型曲线;相应地,大股东控制权私利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应为倒U型与正U型相结合的倒S型曲线。第三,嵌入伦理决策因素,本文归纳出大股东控制权私利行为的三种基本模式:违法违规的“闯红灯模式”、可能并不违规的“擦边球模式”和形式上并不违规的“蚕食者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