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的现代化进程缘起于西方的冲击。19世纪初期俄、英的战争威胁促使恺伽国王致力于自上而下的新政举措，伊朗的现代化进程由此拉开序幕。西方势力的工业品倾销和原产品掠夺促使伊朗逐渐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进而不断融化着伊朗传统社会的冰山。国有土地的广泛存在、实物分成租佃方式、个体生产、自然经济、超经济强制、普遍的依附状态与乡村社会生活的封闭倾向，构成伊朗传统乡村经济社会秩序的重要特征。对外贸易的发展变化是为冲击伊朗传统乡村经济社会秩序的重要形式，其逻辑结果则是农业经济的商品化与市场化发展、农作物结构的改变、土地的非国有化运动与地产兼并的加剧。传统乡村经济生活的改变促使乡村社会特征出现相应的变化。私人大地产的膨胀决定了地主阶层在乡村地区的统治地位，农民作为依附于地主的弱势群体，处于政治经济生活的边缘地带；另一方面，乡村社会内部亦在商品经济发展与农业生产市场化的进程中逐渐分化。礼萨·汗统治时期，土地私有权得到进一步巩固，地产兼并更趋激烈。巴列维国王在其统治初期没有触动在外地主土地所有制，传统分成租佃方式仍然在乡村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在外地主土地所有制与分成制的结合构成土地改革前伊朗乡村经济的基本特征，也是伊朗农业生产力长期落后的根源所在。在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进程中，伊朗农业与乡村社会的发展仍局限于传统的框架之内。极权政治的发展成为深刻改变乡村传统经济社会结构的有力杠杆，巴列维国王自上而下所推动的土地改革则构成推动乡村传统经济社会秩序深刻变革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分成租佃制度明显衰落，自耕农经营广泛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亦不断扩张；另一方面，在外大地主普遍衰落，传统佃农转变为新兴自耕农，农业工人与农业资产阶级亦广泛发展。农业生产关系的改变与乡村新旧阶层的此消彼长，体现出伊朗农业发展与乡村社会变迁的长足进步。然而，在工业优先的发展模式下，农业投入相对不足，农业产量的发展滞后于人口的增长，进而导致伊朗对进口粮食的严重依赖。白色革命的真实目的在于排挤在外地主的势力，进而加强政府对乡村地区的统治，巴列维国王并无意改善乡村民众的生活状况。土地改革之后，地产规模仍存在明显差异，相当数量的乡村民众仍然生活贫困。在白色革命过程中，乡村官僚急剧膨胀，国王取代地主成为乡村地区新的主人，农民由依附于在外地主转变为直接隶属于巴列维政府。在巴列维国王时期所谓“发展的独裁模式”之下，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迅速发展，农业与乡村的发展则相对滞后，呈现出边缘化的特征。伊斯兰革命之后，作为对巴列维政府经济社会政策的否定性反应，伊斯兰政府赋予农业部门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进而实现农业自给并改善下层民众的生活状况，构成伊斯兰革命后政府农业政策的重要目的。土地改革、重组农业行政机构并建立乡村组织、改革农业经营方式、增加农业投入，以及推行价格政策与保险政策等措施，构成霍梅尼时期政府促进农业发展的重要方式。革命后时期的客观政治经济环境给政府农业目标的实现带来诸多障碍，然而农业与乡村的发展仍然取得明显成效。更为重要的是，伴随着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与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乡村民众广泛参与到国家事务与地方事务之中。农业生产的明显发展与乡村民众经济政治地位的非边缘化趋势，是为伊斯兰革命后伊朗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显著成就，亦体现出伊朗现代化发展的长足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