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农为本是中国从古至今的国策,亦是国家的经济命脉,它维持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生活。而土地尤其是可耕种土地占有的多少,更是农业生产之根本,占有不同数量与质量耕地对农作物的产量影响极大。因此,耕地是农民维持生存不可或缺的生产资料,一个农民拥有的农田面积不仅是衡量他占有土地的尺度,也是他总体生计状况的指示器。抗战爆发后,八路军挺进山西,开辟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将触角延伸至华北乡村社会的各个方面。为了立足,中共对其所辖之根据地乡村社会原有土地进行了适当的变革,以此作为发动农民阶层参加抗战的促动器,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成为中共解决抗战时期乡村关系的重要路径。本文以抗战时期中共在晋绥根据地的土地流动为研究对象,对中共土地政策实施前后根据地土地变动与社会秩序所产生的深刻变化进行分析,以此探究中共土地政策的实施成效,以及影响土地政策实施的多重因素。正文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章从晋绥边区的自然环境与政治生态入手,概要分析了建立晋绥边区的必然性与可行性,随后介绍创建晋绥边区的艰难过程,中共、国民党双方对土地的认识,阐述土地在农业生产及其农民心中的重要地位,分析了抗战前晋绥边区的土地占有状况,从而透视中国近代土地制度发展的内在特征,并指出地主土地的集中过程,就是农民经济破产并走向赤贫的一部血泪史。第二、第三两章以抗战时期晋绥边区首府兴县为例,从地权、人口、劳动力、耕牛以及租佃关系等方面进行具体的、微观的分析,阐明中共革命政策对乡村社会各阶层带来的深刻影响,并为随之而来的温和的减租减息土地政策奠定可靠基石。同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使得地主豪绅、农民及其他社会底层人民的生存都受到威胁,为中共在边区推行减租运动提供了历史性契机。第四章以抗战时期晋绥边区整个减租运动为中心,从微观层面分析了地主与农民为了各自的利益,恩怨纠葛,而根据地政府及中共基层干部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是如何调解双方矛盾、正确处理各种关系的。纵观抗战时期晋绥边区减租土地政策之发展轨迹以及中共基层干部的角色扮演,从中隐现出中共基层组织向乡村社会的延伸,以及将农民纳入中共意识形态的革命路径。农民阶层开始占据乡村社会的政治舞台,传统农村“精英”逐渐丧失了原来的强势地位,乡村社会在打破固化状态的同时开始向现代乡村模式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