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以来，言论自由就成为了全人类最高的、最向往的追求，是世界范围内所有国家和民族所追求的最高目标，所以，言论自由成为了人身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言论自由不是肆意妄为的个人私权利，言论自由本身并没有不对，也不应该受到限制和规范，但是必须要有个前提——以不侵犯群体和个体的尊严、不引起社会群体间的矛盾、不危害社会的安全稳定、不会对国家的民主宪政体和社会秩序造成危害。孟德斯鸠说过：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拥有自由了，因为其他人也同样有这个权利。当今，人类社会迈入互联网信息时代，各种通讯、媒体形式多样，博客、社交网站、即时通讯工具等新技术和新业务蓬勃兴起，人民获取信息的途径突然间开阔，获取信息和发布信息的途径更加便捷于网络上，言论自由也扩展到了互联网上的网络言论自由。越来越多的人在网络上交流、讨论。可以说网络加速了信息的流动性，活跃了人们之间的交流与讨论，这为公民权力的行使提供了充分的便利，在互联网对人们的生产生活以及工作方式等影响越来越大的同时，互联网言论也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如，发布虚假信息、低俗信息、淫秽色情、谣言，甚至是仇恨言论、诽谤等等，严重的影响了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败坏了社会道德风尚，所以在网络上，人们之间的诚信度也有所下降。正是看到了网络言论的这些不足，近年来，我国多次开展了“净化网络言论”的专项行动，如“大兴网络文明之风”活动、“绿色阳光网络”活动等，今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还针对网络谣言、诽谤出台了司法解释，“解释”共十个条文，已经于9月10日开始正式实施。“解释”为规范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提供了详实、确切、新的法理依据。任何的言论自由都有其法律的边界，即便是在欧美国家，也为自由划定了明确的禁区和确切的限制内容，其法律制度的底线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突破的，如果没有秩序约束、责任的要求和对他人权利的基本尊重，那么，一个人的“绝对自由”，就意味着对无数人的“绝对伤害”，所有人的“绝对自由”，也就意味着“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这不仅在现实中行不通，也绝非人类所崇尚的自由价值的本义之所在。所以说，网络言论自由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但是不负责任的妄言、传播谣言和诽谤就必须进行法律规制。其实，我国对网络言论自由的立法可以追溯到199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而后，又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的发展、丰富和完善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是，从结果来看，我国网络言论自由的“规制问题”作用并不是很大，在现实生活中，网络言论自由的滥用，在不同程度上造成了公民隐私权、名誉权、姓名权等人身权利损害，这些实然弊端已经严重的威胁到了公民的人身权利，当然也包括言论自由权，所以，要利用网络言论自由的法律规制来消除这种威胁，但是，这种限制的界限如何把握，法律规制的言论自由的内容如何界定是个难题，也是学界研究的难点，这一难点，也直接导致了网络言论自由的法律规制问题的出现：在管理上，政府这只“有形之手”所触之处过广，管的过多、过死，不能发挥社会团体、组织的作用。在实际操作中存在错位、异位和缺失等漏洞，并且网络言论自由的规制途径单一；在立法层面上，立法层面较低，又缺乏统一的主管部门，使“网络言论自由”立法混乱。就我国的网络言论自由法律规制来讲，我们并不缺乏“法律规制”，而是缺乏有效的“规制”途径和方法，网络言论自由的法律规制是个系统问题，完善“网络言论自由”的法律规制，必须考虑其有效性、长效性、持续性，运用各种途径和手段，多角度、全方位实践规范网络言论自由的保护与规制的内容与界限，网络言论自由的法律规制，从政府层面，政府需要重新定位自身的角色，要积极为社会提供良好的立法环境，十八大以来，政府积极有所作为，深入开展走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十八大四中全会力求为建立法治社会提供强有力保障；立法方面，不断完善法律法规建设，提高立法等级，明确法律边界，保障立法和执法的有效衔接；社会方面，强化网络道德方面的作用，充分发挥网络舆情的正确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