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庙不成村，庙宇是清代华北乡村常见的公共建筑。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清代华北乡村庙宇的研究，多集中于庙宇建筑和与庙宇相关的民间信仰，成就斐然。然仅此尚未充分揭示乡村庙宇在乡村社会所处的重要位置，以及乡村庙宇与左右乡村社会运行之社会组织的关系。为深入探讨这些问题，本文选择山西泽州为标本，以散落于泽州各个村落、散见于方志文集等各种史料中的5000余通碑刻为基本历史素材，对山西泽州乡村庙宇在时间空间中的分布、山西泽州乡村庙宇中的“社庙”（包括形成原因、认定标准、发展源流、主神选择、功能特色等）、山西泽州乡村依托“社庙”的乡村社会组织“社”（包括社界、构成、功能、活动方式、与官府及他社关系等）进行了系统考察。　　泽州乡村庙宇可分村外庙宇和村内庙宇。其中，村外庙宇又分远离村落的庙宇及两村乃至数村之间的村际庙宇;而村内庙宇是透视乡村社会的重要视角，也是本文考察研究的重点。　　村内庙宇中，社庙，是规模最大、祀神最全，它是一定地域范围内乡民春祈秋报的中心，也是清代泽州乡村社会最重要的自治组织——“社”所依托的载体。　　“社”，最早的记载源于唐宋。金元之后，“社”从宗教组织开始向地方自治组织过渡。从碑刻可知，清嘉庆、道光之后，泽州95％的乡村，都以“社”做为地方自治组织形式。“社”利用官府的行政命令取得自身的合法性，官府也试图将“社”改造成为它在基层社会的代理人。与此同时，“社”成为乡村庙宇的实际掌控者。僧侣渐从庙宇掌管者变为“社”的雇工，清末几乎完全离开了乡村庙宇，这一趋势使得乡村庙宇的宗教性日益降低，依托乡村庙宇的“社”，实际控制着泽州基层社会的运行。　　此“社”与彼“社”的界限——社界，一般由河流、山脉、道路、树木、庙宇等区分。泽州碑刻特别是嘉庆、道光之后的碑刻，非常强调社界，这主要是因为泽州多山。富含煤、铁、森林资源，明确社界就是明确了“社”的资源范围。　　“社”，不是一些学者误认的临时组织，而是泽州乡村中具有持续数百年严格社首轮换制度的常设组织。社首基本上由社众选举产生，身份比较复杂，有相当部分属下层士绅。　　“社”，对村落实行全方位管理:处理民事纠纷、组织巡田、惩戒偷盗者、管理公产等日常事务，还主持祈雨、修庙等全村性信仰活动。“社”日常运行所需费用——社费，按“社”内人丁与地产多寡征收。　　“社”与“社”之间的交往，主要借迎神与祈雨。前者每年至少举办两次，后者不定时，3至5年至十余年不等。迎神祈雨仪式本身即集中体现了“社”对聚落的管理，跨村际的仪式又同时能够反映出不同区域的“社”在社际交往中的权力斗争。　　清末民初后，随着新政的实施以及拆庙兴学运动的兴起，“社”失去了载体和生长的土壤，逐渐退出了泽州基层社会的舞台。　　清代泽州还有另外一种乡村社会组织“会”。“会”，依托社庙以外的其他庙宇，与“社”相比，“会”的组成基于自愿，不仅是一个村落的地缘组织，有时也是业缘和血缘组织。一些“会”做为“社”的分支，从属于“社”;一些“会”跨越村界甚至县界、府界，势力非常大，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　　全文共分为上下两编，七章，约33万字。基本思路和结构如下:　　上编清代泽州的乡村庙宇　　共分三个章节。第一章，厘清泽州民间庙宇的时空分布及其发展脉络。第二章，考察泽州乡村庙宇的时空分布及其发展脉络。特别指出乡村庙宇的去僧侣化。第三章，剖析泽州乡村庙宇中的社庙。　　下编清代泽州的乡村社会组织　　亦分四个章节。第四章至第六章重点分析依托村落社庙的泽州民间组织“社”。包括“社”的分界、构成、功能、仪式与“社”际关系，“社”与地方官府的关系，非常时期的“社”，以及清末民初“社”如何退出了泽州乡村等。　　第七章考察泽州依托其他村落庙宇的另一种乡村社会组织“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