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家庭结构和膳食模式对儿童青少年肥胖的影响,通过描述儿童青少年肥胖、家庭结构和膳食摄入的基本情况,从家庭结构和膳食模式两个维度分析其肥胖的影响因素,补充有关儿童青少年肥胖的研究,对防控儿童青少年肥胖、促进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提供家庭层面和膳食层面的建议与参考。方法:研究使用CHNS（中国居民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选取2006-2011年共2477例儿童青少年为研究对象,具体包括2006年411例、2009年565例和2011年1501例。运用Stata14.0进行数据合并,SPSS20.0进行数据分析。身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是本研究衡量儿童青少年肥胖水平的指标,将儿童青少年肥胖水平划分为超重和肥胖。家庭结构变量主要包括家庭人数、家庭代际数和家庭结构类型。膳食模式主要围绕儿童青少年摄入食物的种类和频率通过因子分析来建立。控制性别、城乡、年龄、城市化指数、家庭评分和卫生评分等混杂因素后,用Logistic回归分别分析家庭结构对儿童青少年肥胖的影响、膳食模式对儿童青少年肥胖的影响,最后将家庭结构变量和膳食模式变量共同纳入回归模型分析两者对儿童青少年肥胖的影响。并采用调整变量（即转换变量类型和分组）的方式对原模型进行稳健性分析。结果:（1）2006年、2009年和2011年儿童青少年超重率分别为17.03%、19.82%和22.85%,肥胖率分别为7.06%、8.67%和11.73%,不论是超重率还是肥胖率均保持高速的增长速度,均表现为男性显著高于女性、6-14岁儿童显著高于15-17岁青少年、城市儿童青少年显著高于农村。（2）核心家庭、主干家庭和特殊家庭儿童青少年的超重率分别为24.64%、19.68%和16.49%;肥胖率分别为11.56%、10.40%和7.80%。超重率和肥胖率均表现为核心家庭最高、主干家庭次之、特殊家庭最低。2代家庭和3代及以上家庭儿童青少年超重率分别为23.09%和17.79%;肥胖率分别为11.00%和8.95%,家庭代际数更低家庭下的儿童青少年超重率和肥胖率更高。2-4人家庭和5-10人家庭儿童青少年超重率分别为25.00%和14.45%;肥胖率分别为11.62%和7.84%,家庭人数与儿童青少年超重率和肥胖率呈反比。（3）研究中的四种膳食模式分别为西化型膳食模式、传统型膳食模式、动物型膳食模式和豆类型膳食模式。四种膳食模式的超重率分别为24.83%、16.83%、23.50%和20.15%,肥胖率分别为13.46%、6.67%、11.83%和9.48%。超重率和肥胖率均表现为西化型最高、动物型其次,豆类型再次,传统型最低。（4）控制性别、年龄、城乡、城市化指数、住房构成得分和卫生评分等混杂因素后,纳入家庭结构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家庭人数和家庭结构类型均是儿童青少年超重与肥胖的影响因素。纳入膳食模式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膳食模式对儿童青少年超重没有显著影响,动物型膳食模式和西化型膳食模式是儿童青少年发生肥胖的危险因素。将家庭结构变量和膳食模式变量同时加入回归模型后的回归结果显示:5-10人家庭下儿童青少年发生超重的风险是2-4人家庭的0.740倍;主干家庭儿童青少年发生超重的风险是特殊家庭的1.663倍;动物型膳食模式下儿童青少年发生超重的风险是传统膳食模式的1.374倍。5-10人家庭下儿童青少年发生肥胖的风险是2-4人家庭的0.796倍;主干家庭儿童青少年发生肥胖的风险是特殊家庭儿童青少年的1.964倍;动物型膳食模式和西化型膳食模式下儿童青少年发生肥胖的风险分别是传统型膳食模式的1.690倍和1.639倍。稳健性分析同样显示家庭人数和膳食模式均是儿童青少年超重与肥胖的影响因素,原始基本回归模型是稳健的。结论:通过以上分析得出结论家庭结构和膳食模式均对儿童青少年超重和肥胖产生影响。更应该提高对小规模家庭和不同家庭结构类型下儿童青少年的关注,引导其形成健康合理膳食行为,为防控儿童青少年肥胖提供家庭层面和膳食层面的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