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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指各个经济体经济和政策的不确定性。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和之后的大衰退以来,众多学者开始逐渐重视这一指数对经济层面的影响,并把不确定性冲击作为一种外部风险波动研究发达国家的外部溢出效应。尤其是最近全球在经历一系列经济政治事件之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解释和预测宏观经济变量的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文以2002年7月至2019年8月的月度数据为样本,采用时变参数因子增强向量自回归模型(TVP-FAVAR)对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指数)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进行研究。创新性在于可以以时变性的系数从多渠道角度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弥补了以往多从单一渠道或单一市场研究以及固定系数研究的不足。研究美国EPU指数对最大的新兴市场—中国的溢出效应也能对当前较少的相关文献进行补充。基于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得到如下3点结论:(1)美国EPU冲击对我国的不确定性有正向溢出作用,而在美联储加息的不确定性加剧时点即2012年之后尤其是2016年之后溢出加剧,说明米德冲突的出现,以及在冲突之下反而引起了我国不确定性水平的上升,从而可能通过这种间接渠道对国内宏观经济产生不利影响。(2)我国数量型货币政策(M2)和价格型货币政策(Chibor)均受到了美国EPU的影响,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为应对美国EPU指数冲击,我国主要采用宽松型的货币政策,在其他时点除了M2在欧债危机期间有稍大幅度的增加之外,主要以紧缩的货币政策为主,并且Chibor比M2响应更为敏感。(3)美国EPU冲击通过直接渠道对我国宏观经济产生了影响,具体体现为汇率渠道、国际贸易渠道、跨境资本渠道、金融市场渠道,在大部分时点都产生了不利影响,受此影响我国的产出、消费、通货膨胀等实体经济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点也达到最大负向响应。
基于以上研究发现,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直接和间接渠道均对我国经济环境产生了冲击,因此结合本文的研究,针对目前中国的现状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是提高汇率弹性,稳定人民币汇率预期;第二是优化资本流入结构,改善营商环境以吸引FDI;第三是继续推进经济结构转变;第四是将金融稳定放在突出位置,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第五是积极迎接国际形势变化的新挑战。
本文以2002年7月至2019年8月的月度数据为样本,采用时变参数因子增强向量自回归模型(TVP-FAVAR)对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指数)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进行研究。创新性在于可以以时变性的系数从多渠道角度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弥补了以往多从单一渠道或单一市场研究以及固定系数研究的不足。研究美国EPU指数对最大的新兴市场—中国的溢出效应也能对当前较少的相关文献进行补充。基于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得到如下3点结论:(1)美国EPU冲击对我国的不确定性有正向溢出作用,而在美联储加息的不确定性加剧时点即2012年之后尤其是2016年之后溢出加剧,说明米德冲突的出现,以及在冲突之下反而引起了我国不确定性水平的上升,从而可能通过这种间接渠道对国内宏观经济产生不利影响。(2)我国数量型货币政策(M2)和价格型货币政策(Chibor)均受到了美国EPU的影响,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为应对美国EPU指数冲击,我国主要采用宽松型的货币政策,在其他时点除了M2在欧债危机期间有稍大幅度的增加之外,主要以紧缩的货币政策为主,并且Chibor比M2响应更为敏感。(3)美国EPU冲击通过直接渠道对我国宏观经济产生了影响,具体体现为汇率渠道、国际贸易渠道、跨境资本渠道、金融市场渠道,在大部分时点都产生了不利影响,受此影响我国的产出、消费、通货膨胀等实体经济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点也达到最大负向响应。
基于以上研究发现,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直接和间接渠道均对我国经济环境产生了冲击,因此结合本文的研究,针对目前中国的现状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是提高汇率弹性,稳定人民币汇率预期;第二是优化资本流入结构,改善营商环境以吸引FDI;第三是继续推进经济结构转变;第四是将金融稳定放在突出位置,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第五是积极迎接国际形势变化的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