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初的“1·4兰考大火”曾经引起了传统媒体和社会化媒体(尤其是新浪微博)的广泛关注,该事件中,7名孤儿死于非命,而他们都是由一名农妇袁厉害收养的弃婴。媒体对于袁厉害的关注始于2005年,“兰考大火”之后,对于袁厉害个人道德的质询以及对当地收养福利制度的问责成为传统媒体和社会化媒体的核心关注点。本研究以传统媒体对“兰考大火”的报道和社会化媒体中针对“兰考大火”事件的议程为研究对象,探讨在传统媒体和社会化媒体议程互动的不同阶段中,新闻框架的变化和议程互动之间的关系。“兰考大火”事件中,袁厉害作为具有传奇经历的新闻人物,成为了微博上讨论的焦点,对于该事件的关注促成了传统媒体和社会化媒体之间的议程互动。在整个事件发酵的过程中,《人物》杂志的“厉害女士”一文的出炉是一个网络议程变化的节点。本文通过对传统媒体上报道的话语分析,发现在“厉害女士”一文之前,传统媒体和社会化媒体对“兰考大火”事件的议程关注高度一致,相比于制度问责,他们都更加关注作为新闻人物的袁厉害个人的道德问题。据此,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多采用“片段式”的形式框架来组织自己的新闻报道,这种形式更有助于凸显新闻人物的传奇性和故事性。然而在大多数传统媒体的报道中,他们同时兼用了道德质询与制度问责的内容框架,以此来凸显传统媒体的专业主义素养,并平衡报道立场。这一新闻框架的建构是传统媒体与社会化媒体议程互动的结果,一方面,传统媒体的报道受社会化媒体议程的影响,将袁厉害个人的传奇经历和道德质询作为关注核心点；另一方面,大部分的报道又将制度问责作为报道框架建构的一个重要考量,从而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关于该事件的报道框架。《人物》杂志“厉害女士’一文的出现打破了这一稳定的框架,该文摒弃了制度问责的框架,并以对袁厉害个人的道德质疑作为核心关注点,从而建构起了一个极端的道德质询的框架。通过对该文出炉之后社会化媒体中公众评论的内容分析发现,新浪微博上的大多数网友以及新闻业同行不但没有接受“厉害女士”一文的框架,还从新闻专业主义的层面对这一框架的问题进行了批评。这说明经传统媒体与社会化媒体议程互动之后所形成的报道框架一旦被打破,表现出极度偏离新闻专业主义的倾向,传统媒体和社会化媒体可能对此产生排斥性或负面的议程变化,来维护原有的平衡。本文进而认为,在“兰考大火”事件中,社会化媒体和传统媒体的议程互动影响了传统媒体对于特定事件的报道框架,这一框架同时兼顾了社会化媒体中公众的议程以及新闻专业主义的考量,然而一种打破了兼顾平衡的新闻框架会对社会化媒体的议程产生反效果,从而导致议程设置的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