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的启示,个体金融机构风险的稳健无法代表全局金融系统的稳健。自2009年以来,应运而生的影子银行业务不断发展,银行同业业务、信贷业务、理财业务的不断扩张,金融风险在银行业内部不断累积。随着2019年包商银行被接管,我国银行业的风险逐渐暴露。在经济金融环境动荡的当下,我国金融市场的异常波动愈发频繁。银行与金融市场之间是否存在极端风险的溢出效应?二者谁是金融系统极端风险溢出的主导者?银行与金融市场之间的极端风险溢出呈现怎样的特征?基于此,本文将银行与股票、货币、债券、外汇与房地产等金融市场间的风险联动纳入极端风险溢出研究的考量范围,不仅分析金融市场对银行的极端风险溢出效应,同时考察了银行对金融市场极端风险的冲击,采用滚动MVMQ-CAViaR模型全面系统地研究我国银行与金融市场间在2007年—2019年的极端风险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银行与金融市场总体极端风险溢出效应仍处于可控低位水平,但是在特殊时点,极端情形的发生会导致溢出效应的快速增强。如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后,银行与金融市场总体的极端风险水平逐渐升至高位。(2)我国银行与金融市场间存在非对称性的极端风险的溢出效应,银行是二者间极端风险溢出的主导者。值得注意的是,金融市场流动性的逆转会使得银行与金融市场的风险溢出强度发生转变。2007年与2013年“钱荒”时期,金融市场对银行的极端风险溢出强度更高。(3)从个体金融市场角度分析,债券市场与货币市场是极端风险的双向传导者,具有“风险放大器”的作用;外汇市场与银行的溢出主导关系发生转换,表现为外汇市场对银行的极端风险溢出效应要更强,承担风险溢出者的角色;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与银行的极端风险溢出效应较弱,其中房地产市场与银行的极端风险溢出水平最低。上述研究与发现明确了我国金融系统极端风险呈现跨银行与金融市场传导的特征,为我国防控金融风险,加强联动监管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与实证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