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翻译研究学派代表人物AndréLefevere的翻译改写论为理论基础,探讨了意识形态和诗学对《战争风云》翻译过程操控。翻译改写理论提出,翻译是改写文本的一种形式,是创造文本形象的一种形式。一切改写,都反映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翻译是译者对文本的摆布,使文学以一定的方式在特定的社会里产生作用。而文学系统具备双重操控机制:一个外部机制,在文学与外部环境间保持联系,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是赞助人(patronage)和意识形态(ideology),另一个在文学内部发生作用,其关键成分是诗学(poetics)与一组解说不够明确的术语,如“专家”、“专业人士”。译者的意识形态与译本形成时期的主流诗学是决定文学翻译的两个基本因素。意识形态不仅支配着译者翻译的基本策略,而且规定了译者如何解决与于原文中论域(universe of discourse)和语言相关的问题。而译者,由于受原语文化的翻译诗学的影响,努力使译文迎合新读者以保证译文真正被理解。文革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一种准战争意识形态。毛泽东的哲学和政治意识形态对文革意识形态起到直接影响。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及有关的政治论述直接影响了文革期间以阶级斗争、革命、共产主义为关键词的政治意识形态。文革的诗学观也受到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直接影响。1942年“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1966年的《纪要》是影响文革诗学的两个纲领性文件。根据Lefevere的诗学定义,文革的主流诗学可以归纳为一种政治群众诗学,即以“样板戏”为主要文学类型、以“工农兵英雄人物”为原型人物、以反映工农兵的现实生活为主题、以“三突出”作为无产阶级创作原则的阶级的诗学,服务于“工农兵”的政治权威。本文通过对源语和目的语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分析,从翻译选择和翻译方法两方面分析了中国文革期间的意识形态、诗学对翻译策略的影响。影响《战争风云》文本选择和翻译技巧的意识形态因素包括:战争意识形态、中国传统的和平意识形态、革命的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文化意识形态及宗教意识形态。影响《战争风云》文本选择和翻译技巧的诗学因素包括:文革主流文学类型、主题、英雄人物的塑造、叙事方式、诗学的政治功用及人民群众诗学的语言特色。文革时期(1966-1976)的文学翻译常常被认为是“百花凋零”的,在翻译史上常常认为是“空白”而被一笔带过。本文在前人有关文革翻译研究的基础上从翻译改写的角度更进一步、更细致的分析了意识形态和诗学对文革文学翻译的操控。美国史诗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