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21世纪以来,温室效应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作为温室效应主要来源的二氧化碳成为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着力点,碳减排的研究成为了学术界的热门话题。2015年巴黎COP21气候协议有195个签署国承诺将全球变暖限制在远低于工业化前水平2°C的范围内,各国纷纷采取措施来限制二氧化碳的排放。非政府行为者也加入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金融业越来越多地关注气候变化,机构投资者越来越多地跟踪上市公司的温室气体排放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1世纪以来,温室效应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作为温室效应主要来源的二氧化碳成为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着力点,碳减排的研究成为了学术界的热门话题。2015年巴黎COP21气候协议有195个签署国承诺将全球变暖限制在远低于工业化前水平2°C的范围内,各国纷纷采取措施来限制二氧化碳的排放。非政府行为者也加入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金融业越来越多地关注气候变化,机构投资者越来越多地跟踪上市公司的温室气体排放。投资者的关注以及政府遏制碳排放的政策都提到了一个问题,即企业碳排放是否对投资者构成重大风险。本文研究的主题是企业碳排放和股票收益率的关系,以及碳排放能否成为影响股票收益率的新的风险定价因子。本文首先对国内外企业碳排放的市场效应、风险定价因子模型发展的文献进行归纳总结,分析出研究方向的可行性和创新性。然后,以资本资产定价等理论为基础,分析企业碳排放和股票收益率的内在关系从而提出假设1,接着,在假设1的基础上结合风险定价因子模型的发展提出假设2。其次,利用实证研究的方法,以2010年至2020年美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针对假设1,以碳排放量衡量企业碳排放水平,通过OLS回归实证研究企业碳排放与股票收益率的关系。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分别采取替换解释变量,对解释变量分组检验,对被解释变量月度股票收益率滞后1-12个月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并通过工具变量回归,缓解研究的内生性问题。最后,针对假设2,本文以企业碳排放量为指标构建碳因子,与Fama-French三因子模型形成四因子模型,验证了四因子数据的可用性,然后在规模-账面市值比、规模-碳排放、账面市值比-碳排放三种投资组合分组方法中,分别通过截距项检验、GRS检验和R~2检验对比分析两种模型对投资组合股票收益率的定价效率,并在这三种投资组合分组方法中分析碳因子对投资组合股票收益率的因子效应,最后通过改变因子构建过程的分组方法对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通过实证研究,本文得到了以下结论:(1)企业的碳排放与投资者要求的股票收益率存在正向效应,投资者已经要求企业为其面临的碳排放产生的风险提供补偿;(2)碳因子可以成为股票市场中股票收益率定价的新的风险定价因子。最后本文根据研究结论分别从投资者、企业以及政府和市场监管者三个角度提出了相关建议。
其他文献
21世纪以来新兴数字技术发展迅速,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占GDP的比重已达39.8%,位居世界第二。在新一代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推动下,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受到外界的广泛关注。已有文献集中于从企业绩效、创新、生产率等方面对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进行研究,而融资约束作为制约实体企业生产最优和规模发展的关键因素,较少有研究将两者直接联系起来,数字化转型应用数字技术推动组
随着生态环境保护观念深入人心,重污染行业的企业及其环境责任履行情况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作为公众与企业沟通环境信息的桥梁,其披露的环境信息被认为是其履行环境保护责任的重要体现。然而,我国对于社会责任报告的信息披露尚无严格标准和规定,这就导致部分企业在社会责任报告中采取印象管理手段,或对环境信息进行选择性披露来误导消费者认知,这实质上就是公司漂绿行为。民营企业实际控制人作为企业
中国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发展绿色经济迫在眉睫,加强对生态环境的治理与监督是我国政府现阶段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现有的末端治理机制效果并不理想,要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污染,实现产业的绿色转型升级,金融资本手段不可或缺。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推动制造业绿色化发展,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金融、投资、财税、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一方面,机构投资者作为资本市场的重要力量,可以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以及提高企业内部控制,从而促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矛盾日益凸显。为了缓和两者之间的矛盾,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经济政策,以推动经济高质量和可持续的发展。但是对于企业来说,由于政策的颁布与执行存在滞后性,政策的执行情况也很难准确地预测与评估,因此,企业的投资决策往往很容易受到经济政策变动的影响。在推动经济高质量转型、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实施绿色创新发展战略不仅是促进我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
目前,以人工智能、云计算、5G、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得到迅速更新与运用,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世界各国都在加大对数字经济的战略部署并制定相应的规划。在此背景下,“十四五”规划、2035远景目标和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须进一步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数字化转型作为数字经济的微观体现,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发
科学合理的投资决策是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必要因素,非效率投资问题普遍存在于我国企业中,阻碍我国公司价值最大化目标的实现,影响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以往学者在对非效率投资行为进行研究时往往不区分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或者仅仅关注投资过度行为而忽略投资不足。然而,本文研究数据表明,相比于投资过度,投资不足的现象在我国A股上市公司中更加普遍,投资不足行为会使企业错过发展机会并最终影响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的实现。
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经济增长陷入困境,急需找到新的经济发展方式,为全球经济注入活力。数字经济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对中国甚至全球经济的恢复起着重要作用。数字经济是当前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在经济发展方式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目前我国大部分企业采取两权分离的公司治理结构,这就产生了第一类代理问题和第二类代理问题。监督、激励通常被认为是解决代理问题的有效手段。高管薪酬激励被最优薪酬契约观所认可,
如何有效规制大股东减持行为是当前中国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重大议题。近年来,上市公司大股东出于自利性动机“主动”减持的行为屡见不鲜,但随着监管制度的完善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实践中愈发频繁的大股东“被动”减持逐渐成为引发市场各方广泛关注的新问题。相较于择时套现的大股东“主动”减持,被动触发的、一般无明确套现动机、减持时点及数量受第三方行为支配的大股东“被动”减持的影响因素可能更为复杂,但目前尚鲜见文
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重点提出“完善节能节水、废旧物资循环利用等环保产业支持政策”的工作要求;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提出“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和“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为生态环保产业发展指明了根本方向。作为企业外部监督治理机制,证券分析师的队伍不断壮大,愈来愈积极地履行社会责任、发挥行业智库作用。通过加强分析师这一外部治理机制对企业的监督,鼓励和引导企业改善环境表现、积极承担环境责任,吸引更多利益相
近年来,世界经济形势严峻复杂,国际形势中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因素不断增多,在此背景下,党中央高瞻远瞩、把握大势,对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及智慧社会做出了重要战略部署,推出了一系列支持政策和规划,形成了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强大合力。“十四五”规划与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加快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入融合,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至此,一幅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