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公案”一词有六种含义：(1)官府的案卷、卷宗。(2)案件。(3)官吏审案的桌子。(4)禅宗解决疑难教理的公案。(5)话本小说的一种类型。(6)事情。往往指曾经有争议的、有麻烦的事情。六种含义的中心，是案件。所谓公案小说，即是取材于各种案件的小说。而公案剧，也就可以理解为取材各种案件的戏曲（按照现在的概念，其中包括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这种宽泛的理解可以解释宋元公案剧的范围之大。本文正是按照这种宽泛的定义来讨论元代杂剧中的公案剧。　　 元朝的法制状况和文化状况是元杂剧公案剧的时代背景。元朝的法制比较糟糕，无法可守，援例而判，腐败成风，冤假错案非常多。法律的种族歧视，严重的刑讯逼供，贿赂之风的盛行，这些现象在公案剧中得到了普遍的反映。元杂剧公案剧中横行霸道、无法无天的权豪势要，正是阿哈玛特、僧格、特门德尔之流及其爪牙的写照。元朝重武轻文，长期地废除科举，使广大的知识分子失去进身之路。一些文人成为书会才人，甚至亲自粉墨登场。在客观上提高了通俗文艺的水准。宽松的意识形态政策，使元朝成为通俗文艺大发展的良机。元杂剧中许多著名的作家都创作了公案剧。　　 元杂剧公案剧有它的文学传承。公案小说的兴起为公案剧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宋元的瓦舍勾栏，成为公案剧汲取营养的温床，成为公案剧成长的摇篮。总的看来，元杂剧公案剧的题材主要来自现实生活。与历史剧、神仙道化剧不同。公案剧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民问的创造。其人物、故事以及叙事的方式，无不打上民间文学的印记。　　 按照本文对公案剧概念的理解和定义，现存的元杂剧公案剧有31种。其中最突出的是包公戏：《包待制三勘蝴蝶梦》、《钱大尹智勘绯衣梦》、《包待制智斩鲁斋郎》、《感天动地窦娥冤》、《黑旋风双献功》、《包待制智勘后庭花》、《宋上皇御断会风钗》、《同乐院燕青博鱼》、《便宜行事虎头牌》、《都孔目风雨还牢末》、《郑孔目风雪酷寒亭》、《相国寺公孙汗衫记》、《张鼎智勘魔合罗》、《包待制智勘灰阑记》、《开封府张鼎勘头巾》、《王翛然断杀狗劝夫》、《救孝子贤母不认尸》、《都孔目风雨还牢末》、《包待制智赚生金阁》、《王月英元夜留鞋记》、《鲠直张千替杀妻》、《风雨象生货郎旦》、《朱砂担滴水浮沤记》、《玎玎珰珰盆儿鬼》、《神奴儿大闹开封府》、《包待制智赚合同文字》、《包待制陈州粜米》、《十探子大闹延安府》、《冯玉兰夜月泣江州》、《清廉官长勘金环》、《海门张仲村乐堂》。　　 从法律的角度去看，公案剧的取材，大多属于刑事案件，其中大多是命案。这里的道理也很容易理解。命案则耸人听闻，容易引起观众的兴趣，为观众津津乐道。命案中又多奸情，使案件更加地引入注目。昭雪破案的关键，一是靠清官，如包公戏里的包拯，《魔合罗》、《勘头巾》里的张鼎、《绯衣梦》里的钱大尹。二是靠鬼魂，如《窦娥冤》、《生金阁》、《盆儿鬼》、《后庭花》里，都是鬼魂出来哭诉冤情，为清官提供线索：或是缠住仇人，使其不能逃脱。三是靠侠义人物。公案里由水浒英雄来主持公道的作品，靠侠义英雄的替天行道。如李逵、燕青等。杂剧作者显然考虑到了权大于法的冷酷现实。清官要依法办事，要去和权豪势要对抗，要冒很大的风险。所以，公案剧里清官的手里常常有势剑金牌，或是势剑铜铡。　　 公案剧早的呼喊：“王法条条不容情”，“王法无亲”，“龙子龙孙，打杀人要吃官司”，“无私王法”，“人命关天关地，非同小可”，反映了百姓的法律理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中国百姓千百年来的理想。与此同时，也反映了百姓在社会中地位的低下和可怜。　　 百姓的法律理想很大程度体现在清官的身上。他们和权豪势对立，站在弱势群体的立场上，为民请命，为民伸冤。他们抛开自己的得失沉浮，不顾一切地和权贵斗争。清官形象的大受欢迎，说明了大众的奴性心理。他们将希望寄托在清官的身上，等待着清官为他们伸冤，而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只是消极地被动地等待，不敢积极地主动地去争取。在几千年的专制统治之下，人民被剥夺了民主的权利，发言的权利，被剥夺了一切的自由，失去了自尊、自信。习惯于服从，听命于皇帝及各级的官吏。相信王法，反映了民众对法律的幻想。他们不明白，法律保护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法律欺负的就是弱势群体。　　 就包拯的生平事迹来说，元杂剧里的包拯与历史上的包拯，已经相距很远。历史上的包拯，主要是一个谏官。我们看他的文集，里面都是包拯给皇帝的奏折。奏折里的内容，都是就当时的军国大事给皇帝的建议和他的看法。小说戏曲里的包拯，是一个执法者的形象，是一个惩恶扬善，专为弱势群体讨公平的法官，是一个破案的专家。他特别擅长于处理各种冤假错案。元杂剧的包公戏里，包拯已经逐渐地被神化。他日间断阳，夜间断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包公之成为清官的代名词，完全是民众的创造，是小说和戏曲所造成的。当然，从根本上说，是时代在呼唤着清官的出现，包公之成为民众的偶像，集中反映了百姓对法律的期望。元代是包公形象形成的关键时期，但此时的包公形象尚未定型。　　 元杂剧公案剧里，主要涉及的是法律，但法律问题的背后是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中，有些问题是作者意识到了，有些问题是作者没有意识到的。它们都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史料价值。　　 在公案剧中，常常会遇到法理与情理、伦理的矛盾。这种矛盾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法律本身不合理，由此而造成法理与情理、伦理之间的矛盾。譬如元朝法律中的种族歧视造成的不合理。一种情况是于法难恕，于情可愿的情况。情理的背后，归根到底，就是伦理。在元杂剧公案剧里，当情理、伦理和法理产生矛盾的时候，往往是法理向情理、伦理作出程度不一的让步。中国的传统思想，奉行伦理至上的主义。经过儒家学说千百年的普及推广，统治者的大力灌输，这种思想意识逐渐地成为全民的认识，根深蒂固，不可动摇。基于这种思想，法理向伦理的让步就毫不奇怪了。　　 伦理至上的思想影响到公案剧的人物与结构。一般的公案剧，都设计为善恶对立的结构。恶的极恶，善的极善，以此造成强烈的对比，以激发观众的强烈的爱憎。公案剧中颇多亲情的生动描写。这些亲情的描写，借苦难刻画出传统的伦理之美、人性之美。尤其是那些身陷冤假错案，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生离死别的场面。　　 现存的31种元杂剧公案剧，全部是4折。其中木本22种，旦本9种。可以说，元杂剧的公案剧，基本上采用元杂剧标准的结构，无一例外地选择一种紧凑的结构。一般不采用复杂的头绪。人物也有限。与小说相比，杂剧的头绪少多了。善恶分明，爱憎强烈。一边是恶人，一边是好人。元杂剧公案剧写出了三教九流的人物，有各级官吏，宰相、御史、廉使、府尹、知县、令使、推官、衙役等等：有做盆罐的，有江湖郎中，有权豪势要，有娼妓，有店小二，有地痞无赖，有强盗，有绿林好汉，有农民，有开解典库的，开药店的，有地主，有走街穿巷、卖魔合罗的，有银匠，有算卦的，有放高利贷的等等，不一而足。元杂剧公案剧里充分地利用巧合来造成紧凑的结构。公案剧里多鬼，多鬼戏。公案剧旱的鬼，都是冤魂，都是屈死的鬼。冤魂的出现是为了给清官提供破案的线索，同时镇住仇人。冤魂都是复仇的怨鬼。伸张正义而需要鬼魂的一臂之力，反映了百姓对法律的失望，对官府的失望。　　 前人对元杂剧公案剧有很好的评价。这些评价散见于明人何良俊的《曲论》、日人青木正儿的《元人杂剧概说》、王季烈的《孤本元明杂剧提要》、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吴梅的《瞿安读曲记》、严敦易的《元剧斟疑》等著作。　　 元代以后公案剧的发展，有三个明显的方向：一是凡冤假错案，都要依靠清官来解决。而清官对皇权的依赖也得到强调。二是越来越强调清官破案的智慧。三是与侠义的合流。这些侠客围绕在清官的周围，不再成为体制外的英雄。和水浒戏里独自行事的英雄大不相同了。发生这些变化的根源和背景是，明清以后，皇权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封建的中央集权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已经不再允许由水浒梁山的山大王来执法，清官也不再有强项的性格，侠客也不能不听命于清官。清官有了皇帝的撑腰，不必再惧怕权豪势要。而公案剧客观上也起到了美化皇权、宣传对皇权的幻想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