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阅读《庄子》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庄子对于与个体生命息息相关的生存世界有一种深入骨髓的冷漠,他并不将个体生存于其中的世界看做是展现人生价值的舞台,反倒斥之为无意义的“尘垢”。我们的问题是:将生存世界指斥为“尘垢”只是庄子惯用的一种“汪洋辟阖”的文学修辞吗?抑或是作为哲学家的庄子在其真实的人生体验中,以其独到的生命直觉勘破了发端于生存世界深处的困顿与迷失呢?如果是后者,我们更需要追问:是什么导致了生存世界意义的迷失?庄子有没有给出救世的良方呢?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本文分四章论述如下:第一章梳理了《庄子》一书中大量出现的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语词,并由此指出,将生存世界指斥为无意义的“尘垢”并非简单的文学修辞,而是包含着庄子对于生存世界悲观决绝的人生态度。之后本文择其要者,讨论了庄子对政治化、世俗化世界的厌离态度以及对身体、情感的彻底割舍。在弄清楚庄子这一迥异于其它先秦思想家的对于生存世界的悲观态度后,我们不禁要追问导致这一悲观态度的原因是什么。事实上,就世界本身而言,它并不存在任何意义的缺失,相反,在庄子那里,世界原本自成圆满,这个世界也就是第二章所描述的“道”的世界。为了展开这一意义圆满的世界,我们首先需要解释庄子构建的“道”与世界的关系是怎样的。本文以为,庄子之“道”有四个方面的意涵,即天地万物所以生之总原理;世界整体;一种泛神论的自然主义;人能达到的心灵境界。就“道”与世界的关系而言,“道”并不在世界之外,而就是世界整体本身。就“道”(世界整体)所展现的性质而言,它自然无为,具有无限性、无规定性,它生成并支配万物而无所不在。具备了以上这些特性的世界,自然也就是庄子的理想世界。意义完满的理想世界如何会沦为无意义的“尘垢”呢?在庄子看来,原因在于生存于其中的人出了问题,人不再满足于作为一个“安化”者而存在,反倒跳出造化的熔炉并企图宰制世界,天“道”因此下落为人“道”。第三章从四个方面探讨了天“道”遮蔽于人“道”的过程:首先,对于人这一身份的误解是人“道”宰制天“道”的始因;其次,对人生价值的错误理解和追求,导致了人生价值的异化、矛盾和虚无;再次,对物的世界的偏执认识,使物的世界被紧紧控制在人的工具理性之下;最后,对人类社会秩序的错误安排和整饬,造就了一个“樊然淆乱”的人类社会。伴随着人“道”的超升,天“道”渐行渐远,人“道”与天“道”的此种消长既源于文明深处的深刻悖反,也发端于人性根底处的困顿与迷茫。然而,即使世俗的世界鄙陋如“尘垢”,即使世俗之人已沦为一物,庄子仍然寄希望于通过人类的自省,返归于“道”的有序的世界。为了达致这一目标,庄子提出了“心斋”、“齐物”、“无为而治”等手段。具言之,首先,庄子试图通过“心斋”、“坐忘”来消除盘踞在人心中的偏执的识心,并以此还原一个什么都不是的、无规定的“我”。其次,“齐物”的提出,将物从人的工具理性的宰制中解脱出来,也将人从“物于物”的尴尬处境中解放出来。“齐物”最终的落脚点并非要抹去万有的千差万别,而是要在根源上消除心灵的种种执着和偏执。最后,在社会层面,庄子提出了“无为而治”的主张,即君主只有做到虚静、外天下、因时而变、绝圣弃知、息兵止战等,才可能达致一个至美至乐的人类理想社会。从庄子对“尘垢”世界的定性出发,我们解释了“尘垢”世界产生的原因,给出了摆脱这一生存境遇的方法,并建构了一个“至美”、“至乐”的天“道”世界。这一解决思路看似合乎逻辑,却未必适用于现实。就庄子本人而言,他清醒地认识到构建天“道”世界理想的破产,面对文明赋予人的力量感以及由此产生的侵略性,自然人性、无为而治云云都显得如此苍白和无力。有鉴于此,庄子放弃了向世俗兜售“至德之世”的理想主义冲动,最终转向了个体的生命,并由此敞开了一个无限辽阔的精神世界。